刘仲敬演讲《晋族国家》
晋族国家（一） — — 内亚面对东亚的最前线和输液管
晋族国家（二） — — 从封建主义到民族主义
晋族国家（三） — — 帝国没落与民族复兴
晋族国家（四） — — 内亚衰微时代的反恐建国斗争
晋族国家（一） — — 内亚面对东亚的最前线和输液管
时间：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5月9日下午2点（北京时间5月10日凌晨2点）
晋文化是内亚文化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也是中国或者东亚大多数时期的主要殖民者。它和东亚或者中国的关系，在历史上看就差不多跟阿富汗和印度的关系是一样的。阿富汗尽管地方比印度要小一些，但却是印度大多数王朝和征服者的出发点和输入来源。在历史最早的黎明时期，内亚文化和东亚文化的分界线就在晋南。但不是今天的山西和河南边界，而是今天的中条山。大体上来讲，中条山以南属于中国文化，属于考古学家称之为仰韶文化、后冈文化的地区。在中条山以北，包括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的很大一部分和陕西北部的榆林那一角的部分，属于考古学家称为老虎山文化、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的所在地。这些名词都是某一个遗址发掘的地点。名词并不重要，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实质内容就行了。简单粗暴地说，它们是广大的外伊朗文化崭露头角、雏凤清于老凤声的第一个体现。这支文化深入东亚，直接刺激了最早的中国政权 — — 殷商王朝的产生。
我们在以前的讲座中间曾经提到过，上古时期的远东可以分为四大部分：东南亚部分、内亚部分、东北亚部分和中国部分。中国部分就是仰韶文化和后冈文化所在的那些住在地洞里面的居民。内亚文化则是住石头房子的居民。这一点在朱开沟和李家崖的史前居民身上，也就是最古老的晋人、今天晋人的直接先辈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历史黎明时期，他们的建筑物在今天远东大陆的四种居民当中是排第一的。比起东南亚各邦习惯使用的那种竹木楼要更结实，比起东北亚各邦经常使用的那种夹杂着土墙的石头房子更好。他们是纯粹的石头建筑，大面积、长距离地修建石头碉堡和石头围墙。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他们的遗址应该是攻不破的。他们有坚固的石头围墙，并不像是满洲那些遗址那样，像兴隆洼遗址那样，不太重要的地方要用土掺进去。他们要么依山扎营，要么在背后没有山崖的地方，就修筑连绵不绝的石头墙组成的防线。遗址内部的房子也多半是石头做的。相反，南方仰韶文化和后冈文化的居民则是普遍住在地洞，用木杆搭一些篱墙和茅草棚子就开始过日子了。两者之间的文明落差就已经产生出来了。
同时，最古老的晋文化也体现了另外一些叙利亚文化的特征，包括它的祭祀仪式，还体现了一些巴比伦文化的特征，包括它用牛羊骨占卜的方法。叙利亚文化的祭祀方式，跟后来圣经旧约里面描绘的那些迦南人很相似。后来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系的一神教兴起以后，把他们的祭祀仪式概括地称之为摩洛(Moloch)崇拜，称他们是杀婴儿的人，因为他们的祭祀当中要以婴儿为献祭。以此作为他们的罪名，以此作为以色列人消灭他们的正当理由。所以旧约上说，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消灭那些搞淫祠的迦南人。所谓的淫祠包括很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第一就是用婴儿做祭品；第二就是他们的神庙有类似后来狂欢节的一些因素，有点像后来希腊的酒神节，在特定的节日当中，所有参加节庆活动的人都可以放松平时的禁忌，搞各种party、乱交之类的活动。后来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打仗的时候也说，迦太基人像他们的祖先腓尼基人一样，也喜欢以婴儿为献祭，只不过年深日久，人们富裕了、也不那么虔诚了以后，贵族家庭就开始把自己的婴儿藏匿起来，不拿去给祭司献祭，而用平民家庭的婴儿代替。迦太基人快要被罗马人打败的时候，情况紧急，就有人跳出来说，迦太基之所以国运不济，都是因为你们不再像古人那样虔诚，于是强迫当政的贵族把自己的婴儿也拿出来献祭。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打败了。罗马人和以色列人说这句话当然是为了黑他们的敌人，但是这些话在考古学的研究当中也是得到了证实的。
叙利亚文化向东，一直延伸到内亚。我们所知的内亚文化，是上古时期西亚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延伸。因为内亚和东亚的文化都要比西亚晚，内亚比西亚晚至少一千年或者一千五百年，甚至可能是三千年，东亚又要比内亚晚一千年到一千五百年，所以内亚文化等于说是西亚文化的学徒。今天的考古学家在塔里木的小河遗址和其他一些遗址发现的祭祀仪式，跟圣经上描写的迦南人的祭祀仪式是非常相似的。首先，他们是用婴儿献祭的。第二，婴儿献祭的数目是很少的。可以推测，他们献祭的目的真是为了宗教目的，而且很可能像迦太基那样，是要用最高贵的家庭或者最高贵的祭品才能够得到神明的欢心。后来的秦人 — — 秦也是内亚文化的一个分支，秦穆公死后，以三良为祭。这件事载入了诗经，描写三良在穆公死后即将献祭的景象。国人感到惋惜，甘愿用一百个人来把他们赎回，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明要的不是一百个平民，而是三个最杰出的勇士。这是西亚和内亚文化献祭的普遍习俗。另一个习俗产生得要更晚一些，估计已经是在苏美尔、巴比伦文化比较成熟的时候才产生出来的，就是各种用甲骨占卜的技术。其中包括乌龟壳，但是不限于乌龟壳，用得最多的还是牛羊的肩胛骨。这种风俗也普遍出现在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和古老的晋文化当中。可以说，晋文化这两个特征，一个是精英式的献祭的特征，一个是用牛羊肩胛骨占卜的技术，清楚地表现出他们最早的祖先是来自于西亚的。
按照传说，殷周两系都是古夏的不同分支，而古夏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朱开沟文化和李家崖文化所在的地方，以鄂尔多斯和晋北为中心，缓慢地向晋中传播，传播到南方接近中条山一带的时候就停止了，再往南就是仰韶文化和以后的陶寺文化。陶寺文化，我顺便提一句，它非常精确地对应着传说中的尧舜，而传说中的尧舜、陶唐所在的地方恰好就是陶寺所在的汾水下游地带。这个地方就是内亚文化和东亚文化的分界线。内亚文化处于殖民者的地位，东亚文化处于被殖民者的地位。而且由于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还产生了殷商这样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东亚第一代文明。最古老的夏的地名，从外伊朗的河中地开始，一路延伸到鄂尔多斯，最后延伸到晋国。后来的殷周都是夏文化的继承者。夏文化其实也就是最古老的晋文化，夏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在晋国汾水流域。夏文化是殷周两系的共同祖先，但他们的发展就有所不同了。
周人，按照诗经上的记录和周人自己的神话，说，他们的祖先某某某曾经在夏国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后来他离开了夏国，跑到西戎当中去历险，跟西戎混了一阵子。这些西戎大概就是渭水上游和河西走廊的居民。他一度曾经按照西戎的风俗习惯过日子，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跟西戎闹翻了，又跟西戎打了一仗，被西戎打败了，不得不逃跑，一路逃跑就来到了古书称之为周原的这个地方。然后他惊喜地发现，周原的土地太肥沃了，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这个地方适合种地啊。于是他就开始在周原筑城种地，形成了后来的西岐。如果这个传说比较靠谱的话，那就是说，他们最初其实是在晋国的一个依附性的小部落，然后向西移动到了氐、叟、蜀诸民族统治的河湟流域到渭水上游，齐家文化所在的这一地区，然后再向东迁移，进入今天陕西渭水上游的岐山一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祭祀风俗习惯跟后来同样深受内亚文化和斯基泰文化影响的秦人应该是比较相似的。他们也献祭，而且献祭的方式也就是祭三良的那种方式，就是必须是要出身高贵的少量祭品才能够博得神明的欢心。大量的、以食物为目的的人祭，在周秦文化与周秦文化起源的西亚文化和内亚文化当中都看不到，至少是很少看到。
然而，也是从夏人出来的另一支殖民者，在进入仰韶文化所在的中国地区以后，就出现了新的变异。我们都知道，原先的后冈文化和仰韶文化是极其简陋的。王公贵族住的房子都还只有二十多米，高度顶多只有六米。普通人的住所跟地洞没有什么区别，人和猪杂乱无章地住在一起，但是普通人和王公贵族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很大。这样的穴居人在史记称之为夏末殷初的那个纪年时代，文明发生了戏剧性的突飞猛进。他们本来是只有一些很简陋的陶器的，他们的陶器跟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所在的河西走廊没有办法相比。那里有非常精美的彩陶，彩陶上有各式各样的鸟兽鱼虫之类的绘画，已经有很强的艺术性了，而且他们还有陶轮，可以工业化地制陶。而仰韶文化的陶器就是很单调的，既不能跟西方内亚文化的彩陶相比，也不能跟东方东北亚文化 — — 比如说大汶口文化或者兴隆洼文化的陶器相比。至于金属物品，就简直没有。基本上是以石器为主的，骨器也很少。木器可能有，但是不容易保存。然后这批人在司马迁称之为夏末殷初的时代，文明发生了戏剧性的突飞猛进。他们突然像是平地一声雷跳出来的一样，有了像西亚文明一样精美的、像后来我们发现的后母戊方鼎那样的大批大批的青铜器，而且还有了很高的宫室。这个文化称之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阶级区分是非常明显的。它有非常雄壮的宫室，同时也有像原先仰韶文化一样的地洞。它有大量的非常精美的青铜器，同时也有原来那种非常简陋的陶器，同时它还有大量的骨器。
与此同时，在这个戏剧性发展的同时，他们增添了一种习俗，就是以食人为目的的人祭。从二里头时期 — — 二里头就在今天的洛阳或者差不多的地方，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发源地和中心 — — 他们开始大规模地使用人祭。不是像典型的叙利亚文化那样，只是用高贵的祭品偶尔献祭一下，博取神明的欢心，而是大量地在修房子的时候把人埋在柱子底下或者地基底下，搞各种节庆活动的时候杀人来吃。到殷商初期的时候，安阳的殷墟出现的时候，人祭的数目就多达数千了，大量的甲骨开始记载出殷人的先王先公如何打猎的记录。殷人的先王先公打猎跟打仗是没有区别的，捕捉牲畜跟捕捉夷人、羌人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甲骨文上经常记载，先王先公带着人马出去打猎，打回来了几十头鹿、几十头羊、几十头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在献祭的时候杀了二十头羊、二十头牛和二十头羌。牛和羊我们不用解释了，羌是什么？就是他们抓来的羌人。或者是杀了二十头夷诸如此类的。在他们的心目中，羌人、夷人和其他的东西跟他们打猎的时候打回来的猎物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们大批大批地吃人肉，吃完人肉以后还把人骨头拿到他们的手工作坊去做成各式各样的器物。殷人的很多器物，包括喝酒的酒碗，都是人骨头做的。例如，把人的头盖骨锯下来当作酒碗。
我们如果环顾世界的话，这种以被捕获的敌人的人头做酒碗的习俗，普遍地出现在斯基泰文化当中。但是即使是斯基泰文化，也没有像是殷人那样整批整批地杀人吃肉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与此有点相似性的只有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和刚果河的某些部落，而阿兹特克人和刚果河的部落杀人的数量也是远不如殷人的。殷人是最早的中国人。如果你把中国文化的标志定在汉字上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当之无愧的食人文化。我们可以用以下的方法来分析。各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特殊之处。例如，爱斯基摩人或因纽特人，它的文化当中描写雪的词就很多。我们用一个词“雪”来描写各式各样的雪，但是爱斯基摩人是对各种不同的雪花都有单独的词的。吉尔吉斯人是中亚的马上民族，他们描写马的词汇也是特别多的。我们就说是马，要么就是再加一个公马母马，但是吉尔吉斯人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岁马当中毛色为黄色的公马有一个词，一岁马当中毛色为带斑点的母马又有另外一个词。仅仅是描写各种不同马的词，吉尔吉斯人就有几千个。那么我们再看最早的汉字，然后你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最早的汉字当中描写吃人肉的词，就像描写马的词在吉尔吉斯语中占的地位一样甚至是更多。
有很多你现在想不到的常用词，最初都是用来描写吃人肉的。例如妻子的“妻”，你以为“妻”这个词是意味着你娶了一个老婆？但是在甲骨文当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你明天早上在早饭的时候要吃掉的那个女人。“妾”这个词，你如果以为是指你的小老婆或者你的小蜜，那你就错了，它的意思是一个脖子上系着绳索的女俘虏，也是要拿来吃的。“用”这个词，如果你以为是一个动词，可以用在任何需要你动手的东西上面，其实不是，“用”这个词本身也是表示把人砍成一段一段地吃掉。“伐”这个词，不用说，它本身就是带兵火之意的，它的意思是把人的脑袋砍下来。另外还有几个词，例如像是几个数学符号π叠加在一起的词，它的意思是把人切成一片一片的，放在锅里煮。另外一个像是三角组合的字，它的意思是把人放在鼎里面活活煮。仔细算下来的话，甲骨文的总字数有多少，不好说，但是常用的字数总共也只有几千。这几千个甲骨文当中，直接用来描绘吃人肉的最早的汉字就有几百个。也就是说，在最古老的汉字、一切汉字公认的祖先甲骨文当中，用来描写吃人肉的词汇相当于是十分之一。而爱斯基摩人描写雪的词汇占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有个俄罗斯学者好像曾经研究过最古老的吉尔吉斯语，就是俄罗斯帝国征服以前的吉尔吉斯口语，研究它当中描写马的词。他算出来的结果大概是，吉尔吉斯语当中有2.5%~3.5%的词是用来描写马的。
你当然可以说中国人并不都是吃人的，有很多中国人没有吃过人，但是也并不是所有吉尔吉斯人都是骑马的。如果你说“吉尔吉斯人是一个游牧民族”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同一个标准，“中国人是食人民族”这个论断就是更加正确的，比“吉尔吉斯人是一个游牧民族”这个论断还要正确得多。如果你一定要理客中地说，因为中国人并不是都吃人的，所以中国人不能算食人民族，那么别人也可以运用同一个标准来说，吉尔吉斯人其实不是游牧民族，哈萨克人也不是游牧民族，世界上根本没有游牧民族。如果中国人不是食人民族的话，那么世界上确实就没有食人民族了，因为阿兹特克人、刚果土族或者其他食人部落吃的人加起来都还不如中国人吃的人多，第二名到第十名加起来都不如中国人这个第一名吃的人多。如果中国人不算食人民族，我们就得说，地球上没有过食人民族。根据同样的标准，我们也必须说，地球上没有游牧民族，同样也没有航海民族。哪怕是英国人或者威尼斯人这样公认的航海民族，它大部分人口也是从来没有出过海的。英国也就是伦敦人和布里斯托尔人航海，约克郡那些农民可能一辈子连见海都没有见过。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英国人横行七海的时代，没有见过大海的英国人肯定比在殷商时代没有吃过人肉的中国人在人口占的比例更大一些。所以你在承认英国人是航海民族、吉尔吉斯人是游牧民族的同时，你就得承认中国人是食人民族。反过来，如果中国人不是食人民族，那么英国人也不是航海民族，吉尔吉斯人也不是游牧民族。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这个特殊的食人民族是怎样产生的？假如殷商跟周人一样，按照他们自己的传说和他们青铜器的风格来说都是内亚民族的后裔的话，为什么唯独他们会产生出特别明显的食人风俗，而周人却没有？这个其实非常重大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被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回避的。我仔细开动了一下脑洞，想来想去就觉得，是以下这个假设最为靠谱，我把它称之为“叛舰喋血记假设”。《叛舰喋血记》是一部著名影片，张爱玲还专门给它写过影评。它的故事情节大体上就是这样：英国皇家海军有一个舰长喜欢虐待下属，下属不服气，就叛变了，叛变以后，他们当然不能回去上军事法庭，就一路逃，逃到太平洋的一些土族居民住的海岛上，就跟土族女人结婚，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了。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这些英国水兵到了太平洋群岛，他们还携带着英国皇家海军的先进技术，英国皇家海军的火器或者其他技术打法国人和德国人都没有问题的，如果他们高兴把太平洋群岛的那些穿着草裙、武器只有石器、平时吃椰果度日的土族当敌人来打的话，那些土族肯定打不过他们。他们如果想要做征服者，那肯定是要椰果有椰果，要女人有女人，他们可以骑在土族的头上作威作福。只要他们带来的英国火器和武器还能用，他们在当地做王公贵族，抢土族的女人，甚至是如果高兴的话吃土族的肉，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他们跑到法国或德国去，那就不行了。法国人和德国人也有各式各样的武器，也许没有英国人的先进，但是大家都是欧洲人，先进的程度是差不多的。你跑到法国或者德国去，顶多是隐姓埋名，免得被英国人追捕，就差不多了，你不可能反过来去征服法国人或德国人的。《叛舰喋血记》把当时的故事描写成田园牧歌，把这些逃亡的英国水兵描写成为好人，但是真实的历史上他们也是干了些坏事的，例如自相残杀、强娶土族的姑娘之类的事情。如果他们再坏一点的话，干出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殷人和周人其实都是内亚文化，是夏人 — — 也就是最古老的晋人的后裔，但是他们进入了抵抗力不同的区域。仰韶文化和后冈文化所在的区域是住地洞的穴居民，是很容易征服的，征服了以后也很容易把他们吃掉，于是就产生了殷人；而周人进入的区域大概是斯基泰人和各种内亚部落所在的区域，所以周人的传说才会说，周人打不过他们，所以只能维持原来那种崇拜勇士、把少数勇士拿来献祭的风俗习惯，而不是把敌人整批整批地当作猎物来吃掉。殷人跟原先后冈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的中国土族居民的关系，大概就是像毛泽东、周恩来跟中华民国那些土族居民的关系是一样的，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第一，原来那些土族居民就算有技术的话，也是些生活性的技术，最要害的技术，军事技术，当时的坦克车和战车，他们没有，而战车则是殷人东征西讨的王牌法宝。祭祀用的青铜器他们也没有，而殷人的青铜器是极度精密的，完全不可能从后冈文化那种一派简陋的废墟当中产生出来。这就是说，如果你见到了林彪的大批坦克车和飞机，你不要以为那是李鼎铭先生那种陕北土豪就能够制造出来的，那一定是苏联人从满洲给他运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作为黄俄，作为苏联的一个分支，凭借苏联在二战中打败德国的那些先进技术，征服了李鼎铭先生、蒋介石、更不要说是唐继尧和龙云那些十九世纪的技术或者一战的技术。殷商殖民者也是凭借内亚的先进技术，凭借优质的青铜刀剑和马拉战车，征服了那些住在地洞里面的东亚居民。他们显然很瞧不起这些东亚居民，才会毫无心理负担地把他们当作猎物来吃。同时，殷人吃掉的那些人，按照当时的人口数目来说的话，其实数量是非常大的，动不动就是几千人，而当时一个方国可能就只有几千人，顶多几万人，足以造成人口灭绝的效果。对于中国或者东亚来说，这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人口替代的大洪水。
上古东亚和上古东南亚自古以来的人口结构就是不一样的。东南亚，也就是长江以南这些地方，在上古时期占优势的族群是“印度-马来人种”。这个名词是我起的，有些人类学家把他们叫做“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我平时是不喜欢自创名词的，但是这一次就觉得他们起的名词很糟糕，非得自创一个不可。理由很简单，他们提出的这个名词会给人以强烈的误导性，以为吴越、闽粤这些地方的居民是非洲人或者澳大利亚的土族。其实他们除了肤色比较黑以外，跟非洲人和澳大利亚人基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跟印度的原住民和日本绳文时期的土族有密切关系的。这些人在后来征服印度的雅利安人 — — 雅利安人跟波斯人和欧洲人一样，是金发碧眼的白人 — — 看来，就是肤色很黑的黑人，但是他们还没有黑到班图人那个状态。早期的十九世纪的人类学家在没有把他们的源流搞清楚之前，一看到他们的肤色就觉得他们跟非洲土族和澳大利亚土族是同种，发明了“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这个词。但是实际上，史前时代最早的“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是居住在印度的，那时雅利安人还没有打进印度。然后他们按照我以前讲过的方式向东迁移，首先沿着印度南洋的海岸迁到东南亚，然后沿着东南亚的海岸一路北上，从越南到南粤、闽粤，一路到吴越，然后渡海到日本，形成了日本的绳文文化。绳文状的陶器是日本绳文文化群的关键，也是吴越古代陶器、河姆渡文化陶器的特征。而河姆渡文化出土的人的头骨特征，就是典型的“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其实这个人种正确的名字应该叫做“印度-马来人种”，因为他们的主力在今天的印度和马来。当然，今天的越南人、南粤人、闽粤人和吴越人，即使不全部是他们的后代，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后代，这个记录写在他们的头骨上。因为吴越、南粤是一个混溶发展的地方，也就是说，从上古时代到现在，虽然多次被征服，但是征服的人口是以混溶的方式进行的，没有完全灭绝原有的人口。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世界上人口迁移的规律大体上也就是只有三种。一种是嵌套式的，就是说，比如说五千年以前这里住着A、B、C三族，四千年以前又来了D、E、F三族，D、E、F三族没有消灭A、B、C三族，而是嵌入A、B、C三族之间，于是当地就有了A、B、C、D、E、F六个族，彼此之间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这种状态经常会产生出封建主义，但是有的时候也会产生出部落主义。像诺曼征服以前的英国和古坟时代的日本，以及乌蛮时代直到南诏时代的滇国，是这种结构的典型。不列颠人被挤到威尔士去了，撒克逊人占进来，到了威塞克斯，然后丹麦人又一路把撒克逊人向南方挤，然后诺曼人又登陆，再把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往西往北挤，形成了嵌套性的结构。这种嵌套性结构基本上没有人口灭绝，但是不同的种群非常丰富，彼此之间很容易形成封建关系。如果形成了封建关系，那就是英国和日本那种格局了。南诏和大理的形成也跟这种封建格局很有关系。但它也不一定形成封建格局，同样的嵌套性格局也见于闽粤和南粤，他们没有形成封建格局，而是形成了宗族自治的小团体。南粤、特别是闽粤的特点就是，一个县之内就有几十个我刚才描绘的那种小团体。他们的种群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威尔士人、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当中是基本上不出现人口灭绝的。
第二种模式就是吴越那种模式。它就像是，你倒了一杯茶，然后再往茶里面加了一些酱油，然后又往里面加了一些醋，然后又加了一些辣椒酱。它不是像英国或者日本那种封建结构，各个不同族群在封建制度中形成不同的阶级，彼此之间还保留着各种特色，而是你跟我混在一起，我跟你联姻，渐渐就混为一体了。结果，后来的人就没法看得出像闽粤那样隔了几个县就出现不同方言岛的现象，而是大体上来讲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这个族群包括了原有的所有移民族群的部分特点，但是彼此之间已经没有办法划分开了。这种格局不容易形成封建主义的格局，但是即使是杀人的话，杀人也不是太多的。基本上不能说是有种族灭绝，只能说是不断地有后来的人添加进来。
第三种情况就是种族灭绝和替代。最典型的地方就是中国。这个“中国”是我定义的中国，就是北起拒马河、南到荆山、东起淄博、西到咸阳的这个最古老的仰韶文化和后冈文化的所在地，殷人统治的地区，这个最古老的中国。这个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人口替代区。另外一个人口替代区是从美国西南部一直延伸到墨西哥中部的那个地区。阿兹特克人跟以前的墨西哥居民不是同种。原有的墨西哥居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美国西南部有一些很大的矿产，似乎是实行了奴隶劳动或者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高组织性的劳动。但是等到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来到以后，那些具有强大组织性的帝国已经无影无踪了。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霍皮人和其他印第安人也不是他们的后裔。第三个地区就是从刚果河到今天南非中部高原的南部非洲。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地区，但这三个地区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不断地发生种族替代，原有的居民真正灭亡了。同时，好像并非偶然，这三个地区都有大规模吃人的习俗。排座次的话，中国第一，墨西哥第二，南部非洲第三，但是老二和老三加起来都赶不上老大。
殷人赖以统治东亚的那些青铜器和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退化，也进一步说明了他们基本上是殖民种族。这个道理就像是前几天中国政府派轰-6去绕台湾飞行一样，轰-6是什么？就是1954年的苏联图式飞机。在苏联早就不用了，但是斯大林把它给了毛泽东，作为让毛泽东参加朝鲜战争的报酬。然后中国就再也造不出比这更好的东西了，所以跌跌撞撞，修修补补，把它一直用到现在。如果你的技术是自己产生的，比如说像英国人搞出的纺织技术、煤矿或者其他技术，那么必然是，你在考古遗迹上会看出痕迹来。最先产生出来的珍妮纺织机是很简陋的、手工业性质的，然后越弄越好，越弄越好，搞到现在的纺织机。从最早的纺织机到现在的纺织机，各式各样的标本都可以拿出来。最早的是最简陋的，越往后越精密，不可能中间出现断层的。但是如果是殖民者带来的，例如像满洲国的工业体系是日本人带来的，然后日本人打了败仗以后就卷铺盖滚蛋了，你把日本人的机器留下来了，但是日本的技术员和工程师都跑掉了。然后你自己搞出来的学徒顶多会用现成的，而自己又不会创造，那你弄出来的结果必然是一代比一代糟，原有的机器磨坏了以后就渐渐没有了，第二代学徒不如第一代学徒，第三代学徒不如第二代学徒，一代不如一代。
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瓦房店学。瓦房店就是日本技术输入的一个关键点，然后苏联人到了满洲以后赶走了日本人，把满洲国的工业体系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凭着这些工业体系打败了基本上什么工业也没有的蒋介石和滇军、川军之类的。蒋介石的武器是黄埔军校给它输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武器，而滇军、川军的武器是日本留学生给它输入的相当于普法战争水平的十九世纪武器。所以，毛泽东和林彪的所谓解放战争实际上是用苏联的二战武器打了蒋介石的一战武器和滇军、川军的十九世纪武器，说白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自从它跟苏联闹翻以后，它的武器装备就没有办法更新了。所以中国的武器装备最先进的时候就是朝鲜战争那一阵子，那时候苏联人源源不断地给它供应当时苏联比较先进的二战武器和冷战初期的武器。然后毛泽东背叛苏联以后，苏联的武器就拿给越南了，结果越南拿到了苏联六十年代的武器，中国直到现在还在用苏联五十年代的武器。这就是瓦房店学。
为什么我说殷商的青铜器是瓦房店学呢？它就没有英国纺织机当中属于珍妮纺织机的那个阶段。在它以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前的仰韶文化之类的，连简陋的青铜器都没有。如果殷商的青铜器是在东亚或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那么你一定会在洛阳、驻马店或者什么地方挖出一些没有后母戊方鼎那么漂亮、但是多多少少结结巴巴能够用的小青铜器和破烂青铜器。公元八千年以前，你在巴林岛就能找到那样的青铜器，然后就是巴比伦或者两河文明那些辉煌灿烂的大青铜器。但是，殷商的青铜器一开始就是最好的那种巴比伦青铜器，然后一蟹不如一蟹，到殷商快要亡国的时候，青铜器就渐渐不像样了。等到周人来的时候，周人的青铜器远远不如殷商的青铜器，然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又不如西周的青铜器，一代不如一代。最早的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不知道。
这个现象就像是，林彪驾着他的飞机、卡车、坦克打垮了蒋介石的部队，请问他的飞机和坦克是他自己造出来的吗？如果那些飞机、坦克和铁路真是他自己造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必然可以考一考古，在1945年以前的延安，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1940年就是在延安了，如果他是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蒋介石，那么林彪用过的那些卡车必然在延安是有些雏形的。我们可以说，林彪用的是大卡车，上等的好卡车，毛泽东在延安至少有一些不那么精致的、比三轮车好点不多的皮卡之类的东西吧，总会有一些比较简陋的车吧，没有卡车，小车总有吧。但是什么也没有，延安没有任何车，没有任何制造业。那么林彪的那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呢？从满洲国来的，从苏联来的，答案就是这么简单。它之所以平地一声雷，一开始就有最好的二战装备，原因很简单，它不是自己发展起来的，它不需要自己发展，苏联人有现成的货给它。然后现成的货用光了以后，它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搞出现在派五十年代的军事技术上前线这种很可笑的做法出来。同时，越南人就有苏联1960年代的技术，叙利亚的阿萨德和伊拉克的萨达姆就有苏联1980年代的技术。
殷商的技术退化如果不用瓦房店学来解释的话，是找不出其他解释方法的。我刚才提到的“叛舰喋血记假设”是一个可以说通的假设，但是不一定是唯一能够说通的假设。但是，涉及到青铜器和后来的铠甲、棉布纺织之类的技术，可以说，整个中国技术史上，凡是像点样、能够拿得出来、有值得供人研究的技术，迄今为止，从殷商铸造青铜器的那个时代，到林彪他们开始搞飞行学校、搞第一批飞机的时代，到现在搞太行发动机的时代为止，东亚和中国所有的技术产品没有一个例外，全都体现了瓦房店学的特征。百分之百都是，一开始最好，然后一代不如一代，然后莫名其妙地就在战乱中或者其他状态中失传了，下一代的人想要重新造出来，但却造不出来。
例如像宋朝的人从古书里面找到，周朝的天王原来进太庙的时候是要驾着很精致的马车的，原来秦始皇上朝的时候也是有马车的，怎么我们就没有呢？我们只有人力抬的轿子。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研究一下古人的记录，按照古人的记录造一台真正符合先王之道的马车。然后他们七七八八地召集了一帮专家造了一台马车，马车造得很漂亮，只有一个小小的弱点：没有任何马车夫能够把马车开动。要知道，驾驶马车这个东西在孔门的学问中是六艺之一，是非常重要的。孔门的学问是为贵族准备的，而最早的贵族也跟西欧的贵族一样是武士的，他们要负责驾驶战车，在战车上放箭。所以对于孔门弟子来说，你要学会开马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像英国贵族不可能不会骑马一样。但是后来的士大夫早已把这种技术丢得干干净净，没有人知道这些马车是怎么开的。照古书上的记载造出来的马车没有人能把它开动，最后只有十二分丢人现眼的，还是找了一批苦力，像抬轿子一样把这个马车抬进了太庙。这事的滑稽程度，就好像是清朝像英国人一样修了一条铁路、但是铁路上的火车要由马来拉一样的荒谬。这是一个瓦房店学的现成样本，这样诸如此类的样本还多的是，像现在的太行发动机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瓦房店学案例。
当然，这个其实与晋国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主要是跟中国有关系，它说明了最古老的中国是怎样产生的。从第一代中国 — — 殷商开始，它就是内亚殖民的产物。内亚殖民者凭借高超的技术征服了技术水平很差的东亚土族，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他们。我们可以想象，掌握技术优势的人如果没有严肃的约束的话，确实是会觉得，如此低劣的人种怎么会随随便便跟我们是同种呢？我们觉得他们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西班牙人差一点就把印第安人当作动物，向罗马教皇提出，要不要研究一下印第安人到底是不是人，为什么如此之低劣。但是罗马教会出于基督教的基本伦理，研究了以后下诏说，印第安人也是人，你们不能虐待他们，命令西班牙国王一定要负责保护他们，所以西班牙人才不敢把事情做绝的。《叛舰喋血记》的那些英国水兵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说不定也会把太平洋群岛上的居民杀了吃肉的。
殷商这样吃人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它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对中国地区的人口结构造成了相当重大的改变。在仰韶时代，中原地区的人口结构是混杂的。我以前讲过，钱塘江以南以及三峡峡区以南的人口在史前时代基本上是印度-马来人种，跟现在的马来人、越南人、南粤人、闽粤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他们的特点是依山傍水，他们在马车、战车产生以前，在内亚大草原可以为这些更加现代化的工具提供更快速的交通通道以前，独木舟、比较原始的船只就是人类最好的交通工具，这是印度-马来人的特长。他们很少居住在今天的长江下游平原这些肥沃地带。要知道，今天人口密集的肥沃地区，在古代技术还比较落后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沼泽地，遍布着蚊蝇，没法居住。所以上古时期的人类反而是不住在这些地方的，而是住在比较高的地方。百越的先民们，古代的印度-马来人种，他们是依山傍水的，他们的遗址要么是在山上，要么就是在河流所在的地方，他们总是载着他们的独木舟之类的。所以，古代的巴蜀、荆楚这些地方布满了所谓的船棺文化。什么是船棺文化呢？就是你死的时候，你的亲戚朋友们把你和你的船一起埋葬，船上放着你平时最喜欢的日常用品。这就说明，这些居民最宝贵的财产就是他的船，很多生活方式都跟船离不开，所以他们是一个靠水走路的民族。
然后他们一路走一路走，沿着海岸线走，向东走到日本，向北走到吴越，但是走到中国、走到驻马店、走到安阳的时候就快要走不动了，因为这些地方在古代的气候条件下基本上就是沼泽地，缺乏像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那样的河川。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文明传播的最远点。同时，他们的技术也离不开很多矿产，例如云南的铜矿和马来的锡矿，越往远处运就越不方便。所以，史前时代百越人的踪迹，最北就到仰韶文化的地方。同样，史前时代内亚人的踪迹最东也是到仰韶文化和后冈文化的地方。史前时代东北亚人的踪迹，最南也是到同一个地方。所以，史前时代的中国是人种相当混杂的，内亚人、百越人和东北亚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而我们知道，殷商基本上是内亚人，他们吃人留下来的各种骨头也是各种各样的，有雅利安人和白人，也有印度-马来人种，也有东夷人在内。吃来吃去的结果就是，他们把当地的人口结构吃遍了，等到孔子时代的周人统治这块地方的时候，有很多在殷商时代存在的人种已经被他们吃得不见踪影了，其中包括百越的先民。印度-马来人种在仰韶文化的时代，它最远的地方曾达到渭河南岸，但是在殷商文化勃起的时候，它的北部边界又向南退缩到洞庭湖的南岸。然后殷商灭亡以后，它的边界重新向北移动到汉水、荆山一带，但是没有达到原先仰韶文化时期最北点的渭水。
这是中国地区第一次人口灭绝和人口替代。可以说，把原先包括了一定百越和东夷成分的中国人口变成了在商周统治时期以内亚人为主的人口。孔子到汉武帝、到魏武帝和晋惠帝时期的中国人口，基本上是这一批殷周输入人口的后裔，原先的人口大概是被殷人灭绝了。这批人口在永嘉之乱的时候又换了一拨。现在的中国地方的居民，他们的DNA和头骨的形状比较接近于孔子时代和汉武帝时代的南西伯利亚居民，而跟孔子时代和汉武帝时代的长安洛阳居民，DNA也不像，头骨的形状也不像。至于这些人到底是哪一波输入的产物，是永嘉之乱输入的产物，还是满洲蒙古输入的产物，我不敢贸然断定。但是比较可能是更晚近的产物，因为永嘉之乱以后，类似的人口替代还发生了很多次。
洛阳城一次又一次被夷为平地，每一个王朝建立起来的洛阳虽然名字叫洛阳，但每一次都是新城。原先的洛阳的公卿和市民都像汉献帝时代的公卿和市民一样，在各郡的贡物断绝以后，自己没有生产能力，开始捡野菜吃，后来就人相食，最后就一点影子都剩不下了。新朝重新建立的时候，洛阳城已经是一片白地，必须重新建城，然后从四面八方搜集新的士大夫来做官，强制迁移新的老百姓过来种地。每一次洛阳的人口都是灭绝完的。满洲人打进北京，没有灭绝北京的居民，按照唐甄和当时士大夫的看法，这就叫做大清取天下之仁亘古未有。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个词在历史上最早出现，它指的就是位于天下之中的洛阳城。洛阳就是中国，中国就是洛阳。而洛阳的命运跟中国的命运是一样的，从名字上来看，它源远流长，三千年没有改变过，但是从人口上来讲，洛阳城的居民顶多活三、五百年。运气不好的话能活几十年，祖父建城，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孙子被吃掉；运气比较好的话可以活三、五百年，甚至可以活过像西魏、北周、隋、唐这样连续性的几个朝代，但也是顶多三、五百年。目前的洛阳居民和中国居民顶多有六百年历史。
有很多胡说八道的专家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还把这个荒谬的理论写进了中学教科书，拿出去跟川普总统说。其实从人口的角度来讲，中国这个地方是人种中断次数最多、灭绝得最彻底的地方。你如果到英国去看，自从诺曼征服以后，英国人口就再也没有中断过。实际上从撒克逊征服以后，英国的基层居民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威尔士这个地方的居民，早在撒克逊七国时代就是这个样子的，在亨利二世时代也是这个样子的，在伊丽莎白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也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普普通通的英国人可以把他们的家系，随随便便，至少是能够追溯到十二世纪，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追溯到八世纪。日本的居民从崇神天皇到现在，没有中断过。也就是说，从五世纪到现在，日本的居民从来没有中断过，无论他是有姓氏的贵族还是没有家谱的平民。但是洛阳的居民顶多六百年，中国的居民顶多六百年，每一次中断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吃人肉现象和人口替换。
这种现象不要说是在英国和日本这样稳定性特别强的国家没有，就是在各种族和各氏族像风一样、像旋转门一样迅速更迭的内亚都找不出来。内亚的情况经常是这样的，例如，匈奴人打了败仗，跑掉了，然后突然各部族都自称为鲜卑人了。并不是说鲜卑人把原有的部族都杀了，而是内亚原本有几千个小部族，这几千个小部族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叫匈奴，然后大家都服了匈奴了，所有的小部族趋炎附势，都把自己叫匈奴人。然后匈奴人一下子垮了，鲜卑人起来了，原先那几千个小部族又一窝蜂地把自己改名叫鲜卑人。例如，突厥垮了以后，突厥原先的属民就一股脑地改名叫薛延陀人或回鹘人，也是类似的现象。其实他们真正死的人是不多的。死人死得最多，吃人吃得最彻底，彻底到例如汉墓和唐墓中的人的头骨形状明显不同的这种情况，确凿可证的地方，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三个地方。在三个地方当中，死人死得最彻底、种族中断最彻底的地方，恰好就是中国。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中国人之所以坚持说自己的文明最有延续性，恰好就是因为他们最没有延续性，他们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保证不了。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保护不了自身安全的两脚羊和菜人，所以他们才要用纸上谈兵的手段，一定要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当然这是胡说八道的，东亚文明顶多三千五百年，西亚文明普遍是一万年到八千年。近代的欧洲文明是西亚文明直接分化出去的，是两希文明的直接继承者，继承关系是非常明显的。从殷商开始，到鲜卑人唐太宗，到满洲人康熙皇帝，每一代的东亚王朝都是从内亚输入的，没有一个例外。第一代内亚王朝的输入，殷商，也是这样的。
殷商在强大以后，它的强大其实跟现在习近平的强大差不多，就是你有很多很容易征服、很容易奴役的弱势人口，然后他就积累了一定财富，企图扩张了，开始搞一带一路了，就是说他开始西征南征了。南征是向江汉扩张，建立了盘龙城。考古学记录显示，他们把印度-马来人种从比较靠北的荆山山麓一直逼到了洞庭湖的南岸，建立了盘龙城这样的殖民据点，他们在渭水河谷也建立了一系列的殖民据点。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俘虏了大量的羌人，把他们吃掉了。羌人就是齐国的祖先，就包括武王伐纣里面的那位姜子牙。“姜”和“羌”在古文当中是同义的。而且弄不好周人也是被他们吃过的，因为“周”这个字跟我刚才讲过的“用”这个字太相似了。
无论如何，周人、羌人、巴人、蜀人还有其他的尚书上记载的十几个内亚民族就团结起来，化行南国，也就是说他们还联合了长江流域的很多百越民族，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这种做法就好像是，你搞了一带一路以后，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叙利亚得罪了很多人，当地的各部族就联合起来对付你，是一样的。你如果不搞扩张的话，别人可能没有感觉到威胁，还不至于对付你。但是“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这很明显就是殷人的一带一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渭水河谷对于安阳的殷人的意义，就好像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对习近平的意义是一样的，使周人、羌人、巴人、蜀人和内亚、百越各民族在文王和武王时代形成了一个联合阵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武王伐纣。武王伐纣的总司令是周族的武王，前敌总司令是羌族的姜子牙，就是封神榜里面的姜子牙，建立齐国的姜太公的那位姜子牙。
这次战役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就是推翻了殷人的统治。周人进了朝歌以后，就把殷人习惯的包括吃人肉在内的各种罪恶都放到纣王一个人头上来，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你们中国人全体的错，这就跟现在所谓的反共不反华一样。尽管其实所有的殷人多多少少都吃过一点人肉的，但是我为了统战，要告诉你们，你们要放心，我们是来吊民伐罪的，所有的罪恶都是纣王犯下的，跟普通的殷人没有关系。这就好像是，你现在要吊民伐罪，你就要说，所有的罪恶都是共产党犯下的，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是无罪的。其实这一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从统战角度和政治角度来考虑的话，当时内亚联军的政治家说出这样的话来也是不足为奇的。
周人和羌人领导的内亚联军在推翻了第一个中国统治者和他们的一带一路以后，就建立了今天的晋国。晋国建立的方式和周人的封建主义方式是差不多的，它等于是一种半外交半封建的统治方式。一方面，周人把某一个王公封到某地去，这个地方通常是周人的势力范围之外的某地，例如齐国就被封到了莱夷所在的地方。然后，这个国君在当地要跟当地的土族达成一定的可以接受的联盟关系，形成一个诸侯体系。这个诸侯体系使他能够跟周天子保持一定的封臣关系，但是又能够跟当地的部族不发生直接冲突。晋国是这种方式的典范。所谓“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就是说晋国所封的地方大部分是戎人。虽然晋国的国君是周人的一个亲王，但是他并没有能力征服这些戎人，而是只有一些先进的青铜器文化之类的东西，他必须通过联姻和其他的手段来跟当地的戎人合纵连横。所以，晋国的国君一开始基本上都是娶戎人的女儿为妻的。像后来晋献公的骊姬就是这个样子。她生出了后来的奚齐，然后晋献公又为了这个小儿子企图废掉原有的太子申生，结果导致申生死后晋文公重耳仓皇出逃，引起了后来的周游列国和晋国的六卿政治。晋国的六卿政治，其实是晋国最初就有的晋-狄二元性的体现。
我们都知道，殷周两个统治集团都是出身晋国的。在他们的传说中，他们都是在汾水流域的夏国当过大臣，后来才分别离开夏国，周人往西南方向走，殷人往东南方向走，建立了各自的国家。这个夏国本来就是晋所在的那些狄人的先祖。但是姬氏的、晋文公所在的那个晋国建立的时候，晋国所在的种族已经不仅仅是最初殷商始祖的那个夏国所代表的那种最古老的内亚文化了，因为这时候的内亚文化已经更新换代，产生了新的斯基泰文化。这种现象也就像是，蒋介石搞黄埔军校的时候，唐继尧搞讲武堂时代的那些普法战争军事技术其实已经过时，黄埔军校用的是苏联输入的一战技术；然后林彪在哈尔滨建立飞行员学校的时候，使用的是苏联在二战时期的技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技术又已经过时。周人分封诸侯建立晋国的时候，那一个晋国在晋地面临着的斯基泰各民族，包括白狄在内，已经不同于最古老的大夏 — — 殷周发源时期的那个大夏时期的内亚了，可以说又增添了很多从乌克兰草原地带进来的使用铁器和青铜器的种族。其中有一些是白人，所以才叫做白狄。太行山地区的中山人，很多都是他们的后裔。
这些晋人面临着的形势就是，殷周两国赖以征服东亚的战车技术是最古老的巴比伦文化的产物，但是在斯基泰时代，跟新兴的使用战马的内亚新民族相比，其实已经落伍，就像是唐继尧的讲武堂在蒋介石的黄埔军校面前一样落伍。所以，晋人在建国以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接受东亚历史上的第二波内亚输入。如果说殷周所代表的青铜器文化和战车技术代表着东亚的第一次内亚输入的话，那么晋国所代表的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高峰的那一次使用铁器和战马的技术，就是第二波内亚输入。第一波内亚输入建立了商周两个王朝，而第二波内亚输入则建立了我们所知的晋国和赵国。今天的讲座就讲到这里。晋国跟东亚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次讲座是讲不完的。
晋族国家（二） — — 从封建主义到民族主义
时间：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5月16日下午2点（北京时间5月17日凌晨2点）
我们在上次讲座中间讲了晋国和中国的起源。简单粗暴地说，所谓的中国，就是内亚文化征服东南亚文化边缘地带形成的一个殖民地区。最早的中国（殷商）和第二个中国（周），都是晋国分化出去的殖民区，只不过他们离开晋国本土以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第一个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敌意的情况下，包括周人在内的内亚各民族形成了一个联盟，推翻了第一个中国，对中国进行了第二次殖民。
这时有的人可能会说，晋国的产生比商周都晚，因为汉字的史书上说，晋国是产生于周成王桐叶封弟、封唐叔建立了诸侯国以后才有晋国，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这个说法的历史意义差不多就是说，里根这个人原先是不存在的人，历史上没有一个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人民日报第一次用汉字登出“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条新闻以前，地球上没有里根这个人，他以前也没有竞选过其他的什么政治职位。当然，英文名字的“Ronald Reagan”一直是存在的，中文的“里根”是1980年才刚刚产生出来的，但是这不是说在中文的“里”和“根”这两个字被拼在一起变成一个人名以前，历史上在美国就没有存在过根本没有中文名字、只有拉丁字母的英文名字的一个名叫“Ronald Reagan”的活人。“晋”这个词并不是在周王封建诸侯的时候才出现的，它出现的时间比那要早得多，而且经常使用的地方是在今天的北印度和内亚。比较闭塞的中国经常是不知道这个词或者至少是发音不准的。汉字的“晋”这个词只是用汉字这种速记符号，给早已存在的内亚发音一个拼写的形式。
我们都知道，里根总统的名字并不是像我现在的发音这样，是“里”和“根”这两个音节，只不过方块字用来翻译拼音文字有诸多不便之处，勉勉强强把它翻译成“里根”或者“雷根”，也就算是可以凑数了，虽然英文的发音其实不是“里”和“根”这两个音节。真正的作为内亚民族的晋族，他们的名字“晋”这个词，至少是双音节词，至少有一个、也许有两个复辅音在里面。但是由于方块字本身的特点，方块字写起来相当困难，所以它经常用一个字来代两个音节或者三个音节甚至更多的音节，而后人又由于不了解这种速记式语言的奥妙，经常以为一个字就只有一个发音，然后又把这一个字用在很多不同的方面，引起了很多混乱。总之，作为晋族名词的“晋”、“赵”、“代”这几个词，最初都是内亚的发音，而且都不是只有一个音节的。唐叔封在晋国，并不是说“晋”这个词在当时才存在，只是说率领内亚联军征服了第一代中国人、企图重建国际体系的周人及其盟军返回到他们祖先的统治区域以后，将当地流行的语言重新做了一次翻译，用方块字把它翻译为“晋”而已，就像是你把美国总统的名字翻译成“里根”是一个道理。
名字是这个样子，政治体制当然也是这个样子。西周乃至春秋时期的晋国同样也并不是汉文史籍所记载的那样仅仅是周天子属下的一个诸侯国，正如里根总统并不仅仅是人民日报报导过的许多重要官员中的一位一样。作为内亚国家的晋国，它产生的时间比起唐叔到晋的时间要早得多。早在周人才刚刚离开晋国、还在斯基泰人当中混来混去、还没有在岐山之下建立他们自己的周原的时代，春秋时代晋国的很多著名领主和贵族的名字已经在甲骨文当中出现了，而且现在的考古学家也已经把他们的遗址和各种青铜器都挖出来了。例如，后来跟着晋文公一起周游列国的先家，后来在晋襄公一朝曾经发动过政变、曾经是三军统帅的先且居那一家，他们家族的墓地现在就已经被挖出来了。同时，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武丁一朝殷商帝国的甲骨文当中。从这两方面的证据，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合理推断，殷商时期所谓的鬼方或者土方，曾经扮演过殷人主要敌人、曾经是中国人的心腹大患的鬼方，主要就是我们所知的晋国。
先家领导的这一个小国，在晋国各路诸侯当中曾经一度发挥过类似盟主的作用。他们在武丁以前的殷商国王时期曾经一次又一次跟殷人打仗，胜败都有。殷人在甲骨卜辞中把他们记载成为危险的敌人。在武丁一朝时期，殷人的外交方向发生了转折，向渤海圈和关中盆地扩张，因此它迫切需要自己的侧翼不受威胁。因此在这一时期，他们企图跟晋国各路诸侯形成联盟，包括小小的先国，因此把按照当时的标准相当不错的一些青铜器作为礼品送给他们。从青铜器的铸造质量看来，先氏的青铜器铸造质量正是中期和早期殷人青铜器铸造方式的来源，基本风格是一致的。而殷代晚期和后来周代的青铜器则是他们的晚辈，而且是比较退化的产物。后来中山人的青铜器也是这样。它们比殷周（中国）地区的青铜器更加正宗，内亚风格更加明显，经常使用内亚人喜欢的白虎或者骏马诸如此类的图饰。
后来先家为什么会变成晋侯，也就是周家分出来的晋人这一路诸侯，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周人的封建制度并不是明清以后的作家想象中那种，好像是跟明国皇帝或者清国皇帝那样，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可以封一个爵位给你，而是更接近于外交手段，跟周武王调集巴蜀等内亚各国的联军东征中国的做法差不多。他派一个王子，比如说到鲁或者到晋去，自己带的人和资源是很有限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像他的父亲文王化行南国、动员江汉流域的百越各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做法是一样的，跟班超后来在西域的做法差不多，是尽可能地把当地的各个小国团结起来，一方面要给他们一些好处，一方面主要是用外交手腕，使他们愿意跟周人结盟，大体上使他们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符合周人的外交方向。但是并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因为它也没有这样强大的实力去干涉他们的内政。这种体系与其说是封建体系，不如说是结盟体系。但是嵌套性的多国体系是很容易封建化的，因为它包含着许多多层次的各小政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盟和特殊条约。
例如，周人的子弟被封到绛，绛这个地方就是陶寺文化所在的地方，它也就是内亚文化区和中国文化区的交界线，传说中尧舜的发源地。在这个地方建都，实际上就跟后来蒙古人在大都建都是一个意思。大都正好就是近世时期内亚文化区和中国文化区的交界线，正如现代的上海是欧洲文化区和东亚文化区的交界线一样。这样的地区适合于脚踏两条船，把两面的便宜都占到。然后它在这里建立据点以后，最初的任务当然是为了周室的外交利益，把原先在晋地的白狄各国都团结到符合周人外交利益的方向上来。但是它在各种独立外交活动中间，自然跟当地的各路酋长和各小国的国君形成了各种联姻和条约关系。这些条约关系时间长了，各种外交活动以礼乐的方式保存下来以后，渐渐就具备了习惯法的意义。如果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一起是同舟共济的，在各种军事和外交活动中都站在一起，经常相互帮忙，那我们自然而然会形成某种宗藩关系。这就是后来晋国国君跟六卿贵族之间的关系。由于晋国国君自己也长期跟白狄联姻，他自己的贵族有很多都像先家一样，是比周人更加古老的晋国贵族的后代，所以也很难说他们当中哪一个更像是渭水上游的内亚人，哪一个更像是鄂尔多斯系 — — 也就是晋国系的内亚人。产生晋文化的白狄文化活动的范围，也就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的这一条线。
我们要注意，在上古时代，内亚通向东亚的通道是以鄂尔多斯-晋国路线为正宗，这就是赵武灵王时代所谓的代道，而不是以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为正宗。上古时代的气候比现在更加温暖一些，这跟地壳层的结构有关系。古老的地中海最初的时候是一直延伸到今天里海、咸海所在的位置，所以内亚曾经是像意大利一样湿润潮湿的地方。后来海退以后，地中海盆地的东部仍然留下了众多的湖泊，所以古代的壁画一直到中古时期仍然把包括塔里木盆地在内的内亚描绘成一个青葱的、经常产生出狮子的地方。著名的国君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勇武，经常需要参加或者主持猎狮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鄂尔多斯高原必然是一块青翠的地方，是从西方通向东方的阳关大道的正中心。北方贝加尔湖、蒙古人的谦谦州一带，是这条道路的一隅。南方祁连山脚下的河西走廊，是这条道路的另外一隅。后来的汉人之所以要利用祁连山这条道路，也是因为不得已。他们被匈奴人 — — 匈奴人其实也是晋人的一个近亲 — — 压迫得不得了，无法利用内亚干线的主干道，只有偷偷摸摸地以类似游击战的方式走这条羊肠小路。
白狄人之所以被称为白狄，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穿白衣的习惯。穿白衣是上古内亚人很多部族的共同习惯。例如羌人的始祖，姜太公他们的始祖，也是以好穿白衣著名的。他们把这个习俗一直保存到中古时代。这个文化跟晋人的其他特征一样，当然也是从内亚来的。不过，另外一些人把白狄解释为白人，这就有失谨慎了。虽然后来的晋人当中掺入了很多雅利安血统，但是桐叶封弟这个传奇故事发生时期的晋人，我们所知的雅利安人，还是内亚众多部族当中的一系，还没有明确分化出来。他们比较可能的来源应该是，可能他们来自欧亚大草原当中，从今天拉脱维亚到乌克兰之间的那个部分。今天的白俄罗斯很可能是金发碧眼这种体貌特征的人最早产生的地方。但是，作为政治集团的雅利安人在黑海和里海北岸崛起的时间要更晚一些。
内亚大草原的西部、以今天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主的这块地方到底是怎样渐渐地把这个金发碧眼的部族养大了、扩张了，最后使他们产生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伊朗，然后像洪水一样涌进了南亚和东亚，这段历史我们只有一点点基因方面的记录，所以就不好分析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代人所谓的金发碧眼、像瑞典人和白俄罗斯人那种体貌的白种人大规模占据晋国的土地，是在上古时代的晚期和中古时代的早期，而不是在白狄人建立晋国的那个时代。白狄人可能也有一些今天我们所谓雅利安人的体貌特征，因为内亚各部族交换基因是非常频繁的。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很难被灭绝的地方，不像中国地区的居民那样很容易被灭绝。所以，他们可能在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雅利安人产生以前，已经分享了很多白人的体貌。中山国 — — 也是晋国的一个分支 — — 留下的墓葬当中，有很多体貌特征就很像是石勒时代的赵人。而赵武灵王时代的代人，没有问题，他们是有很浓厚的白人血统的。即使不是纯粹的后来那种意义上的雅利安人，也有很多深目高鼻的类似欧洲人的体貌特征。
我们所知的西周时期的晋国，跟殷商时期的晋国一样，是一个多国体系，而不是一个封建国家。周人及其亲属唐叔封晋建立的这个封建国家，在这个多国体系的联盟当中甚至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这跟文化和武器交通线有关。雁门关以外的代道，通向鄂尔多斯高原的这条道路，是内亚技术传输的主力，也是晋人所不能须臾丧失的文化和经济财富所来源的地方。《穆天子传》所记载的周人显然并不是西周时期的周人，而是东周的周人。他们通向内亚的路线是从洛阳出发，沿着太行山北上，然后越过今天的雁门关，然后进入鄂尔多斯高原，然后沿着天山北路西进。这条道路长期以来一直是内亚-东亚交通线的主干道。晋文化就是在这条主干道上繁荣起来的，晋献公和晋文公的晋国只是这条道路通向洛阳之前的最后一站。他们在洛阳的周天子面前显得相当强大，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凝聚了内亚人的财富和兵力。随着周室的东迁，周天子在政治上日益依赖于他的这个亲属，因此不得不渐渐地把中条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以晋文公为代表的晋国君主。然后随着晋人南下干涉周人和郑人的外交纠纷，以及跟楚人作战，晋国又在黄河以南的中国本部获得了大片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以封建的方式，大部分都被分给了魏家和韩家，以至于在晋国这个封建体系内部本身就出现了内亚系和中国系之间的参差。
例如，赵家以晋阳为中心，而晋阳正是晋献公的晋国与晋国各内亚部族和邦国之间的分界线。晋阳是一个军事要塞，它对晋献公他们的晋国的意义就像是奥伦堡对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俄罗斯的意义一样，它是一个边界要塞，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口岸。赵家由于承担了晋阳方面的任务，所以很容易进一步向内亚方向发展。在赵人和代人联姻、最后形成赵代联合王国以后 — — 这是赵简子时代以后的事情，赵人几乎独占了鄂尔多斯路线。这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关键因素。史书往往会过度地夸张某一个个别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而忽视了任何一个政治家背后都有的长期历史运动的背景积累。赵武灵王当然不是孤立的个人，胡服骑射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推行的。在赵简子的后裔推行赵代联姻以后，赵人必然已经长期依赖于内亚的军事技术了。可以肯定，在赵武灵王以前，他们也已经有了内亚式的骑兵组织。骑兵取代战车，是导致西亚和希腊的军事革命和政权更迭 — — 巴比伦时代的各帝国和王国纷纷倒台、而我们所熟知的希腊各城邦和波斯帝国纷纷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圣经上所谓的非利士人，也是在这一次狂潮中涌进今天的巴勒斯坦沿海地带的。赵武灵王借以崛起的秘诀就是，他搭上了这一次内亚技术革命的便车，所以扩大了赵代联合王国原先本来就必然有的技术优势。而韩魏则是因为深入到中国部分，渐渐就跟内亚交通线隔离，渐渐也就丧失了他们过去作为晋国公卿时期本来就有的强势战斗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封建主义发挥了将外交联盟涵化和扩大化的作用，正如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外交体系为现在的欧盟做了准备一样。封建主义的分封和联姻这些手段，将晋文化区的各部落、各领地、各贵族统合在同一个关系网当中，然后后人就用封建主义来描绘这个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涉及到很多种族，从中山的故事就可以看出来。中山其实是晋文化的旁支，但最明显的证据就体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先氏家族和白狄人之间的纠纷。先氏家族曾经把一块土地割让给或者封给白狄人，就像法兰西国王曾经把阿基坦的土地分封给英国国王那样。于是，英国国王除了有英格兰王国的领土和作为跟法兰西王国平起平坐的英格兰国王的地位以外，同时还有了一个作为法兰西王国封建领主和重臣的阿基坦公爵的爵位。这个爵位使他有必要接受法兰西王国的习惯法审判，这是英法两国之间长期外交纠纷的根源。先家封给白狄人的这块领土也是这样的，变成了先氏和太行山区白狄人长期纠纷的源泉。双方之间纠纷的过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简化版、退化版、东亚版本的大宪章纠纷，因为它本质上是封建关系。
先家的后人理直气壮地责问那些白狄人：“这块土地是我们的祖先过去如何如何封给你们的。在封给你们的过程当中，双方还各自拿着各自的礼器和乐器举行了仪式，做了各种盟誓活动。现在我们先家正在用武之际，而你们现在已经繁荣昌盛了，有很多武士，有很多财宝，为什么你们如此之吝啬，只派出如此之少的人马和如此之少的玉币来支持我们呢？照我看来，你们的实力完全已经够得上一个千乘之国了，凭什么不拿出一支大军来支持我们呢？”而白狄人说：“当初你们的祖先把这块土地封给我们的时候，这块土地上面还是布满了荆棘，谈不上有什么价值。我们的祖先住下来以后，用我们从内亚搞来的各种先进技术，开垦它，发展它，建立城郭，建立金属冶炼基地。结果经过了几代人的建设以后，现在我们武器也很先进了，农作物也很丰富了，各方面都很强大了。虽然我们是你们的藩臣，但是这些工作主要是我们自己做的。当初盟誓的时候我们答应给你的就无非是那一点点，因为你封给我们的土地就只有那一点点价值，所以我们也就按照当初的盟约，拿出这一点点资源来支持你们就足够了。你们不要看我们现在很富裕很强大，但是后来这些资源并不包括在我们原先的盟约当中。”
就好像说是，维也纳的皇帝不能对普鲁士国王说：“你们普鲁士现在威震天下，战无不胜，在莱茵省有很多钱，在波美拉尼亚有很多兵，现在你们应该拿出你们的钱和兵来，跟着我们到意大利去跟撒丁国王打仗。”普鲁士国王一定会说：“第一，我们不否认我们普鲁士王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藩臣，我们国王比你们皇帝要低一级，我们的先王曾经宣誓效忠维也纳的皇帝，但是第二，普鲁士王国并不是全都在神圣罗马帝国以内，它有很多领土并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封，只有最先的那个普鲁士公国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封的。波美拉尼亚的那些土地，是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凭自己的本事从波兰和俄罗斯手里面夺过来的。它虽然是普鲁士王国的一部分，但并非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普鲁士王国只有一部分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另一部分不是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富饶的莱茵省和它的大批资产阶级，则是英国人为了酬谢我们攻打拿破仑的功劳，割让给我们的，是从拿破仑帝国和莱茵联邦手里面割让给我们的，更跟你们维也纳的皇帝没有关系。同时，维也纳的皇帝作为奥地利的君主和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有双重身份的。属于帝国内部的德意志邦联这一部分，我们普鲁士人按照先王的盟约可以帮你；但是你跑到意大利跟意大利的诸侯打仗，那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不包括撒丁岛，你跟撒丁的国王打仗，这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事情。所以，第一，你跟撒丁人的纠纷，我们是没有义务要帮你的。第二，就算是你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纠纷，我们也没有义务用全部力量来帮你，我们只有义务把原先那个小普鲁士的资源拿出来帮你。而波美拉尼亚和莱茵的资源，波美拉尼亚的精兵和莱茵的钱财，是普鲁士王国最大、最让人眼红的资源，对不起，这两部分我们并不欠你，不应该拿出来给你。”
狄人对待先家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你老人家不要看我们现在又有钱又有兵就眼红了，当初你们封给我们领地的时候就只有这么些。我们不是不守信用，我们遵守封建的盟约，但是我们拿出盟约来看，我们只能按照原始的盟约，把当时规定的附庸义务拿出来给你们。你们先家现在也比当时要强大多了，当时先家只是一个小国，现在先家是晋国的著名公卿，而且因为晋国是诸夏联盟的外交上的领袖，像今天的美国在北约中的地位一样强大，楚国以外的诸夏各国都听晋国的，而你们先家作为晋国的公卿大臣，跑到鲁国去，跑到齐国去，都威名赫赫，大家都要跟你签署盟约，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白狄对你们在齐国、鲁国、楚国、郑国的活动不承担义务，我们只对你在晋国国内的活动承担义务，而且只承担我们当初认的那一小部分。这些纠纷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可以推想，在封建制度下，这些纠纷必然会像是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皇帝的纠纷一样，没完没了，大家不断地扯皮打官司。在扯皮和打官司的过程中间，又形成各种新的联盟和联姻，各自去找靠山，各自去找习惯法的律师，诸如此类的东西。当然，这样的描绘是把晋国抬高了，因为晋国的习惯法虽然至少已经重要到值得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评价了，所以按照东亚和内亚的标准来看已经是很不错了，但它肯定达不到近世欧洲的那种高度。
同时，因为晋国主要是一个内亚国家，所以它的习惯法应该跟周人所谓的礼乐 — — 东周时代所谓的礼乐实际上主要是具有齐鲁文化和海岱特征的封建主义 — — 有很多重大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才缔造了后来赵代和韩魏之间的冲突。以晋阳为中心的赵代联盟跟后来以中国领地为中心的韩魏之间的冲突，最终迫使魏人撤出了晋国本土，把首都迁往大梁。这些蛛丝马迹，你可以从魏文侯、魏武侯这些君主跟吴起这位绝对主义改革家的对话中看出。魏武侯最初跟吴起对话的时候，他曾经在黄河上坐船，然后看着山河，不禁感叹说：“山川如此险要，真是魏国的财宝。”然后吴起正色提醒他说：“山川再险要，如果你的人不行，还是不行。以前殷人也曾经有过山川险要，但最后还是亡国了。如果你不好好修明政治的话，这些山川都对你没有用。”比较细心的读者大概就会发现，吴起在历史上的名声是一位类似商鞅的人物，是封建主义的破坏者，按说应该是儒家学者所讨厌的人，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大串好像是修德安民、好像是儒家学者都会赞同的话呢？这跟他在历史上的真实地位和真实身份非常不符。然后你从魏国后来的迁都事件中就可以看出，吴起这段话背后实际上是意味着一个政策调整。
魏武侯赞扬山川险要，这就意味着他不愿意放弃晋国本部的那些封建领地，还有企图跟赵人和秦人争夺晋国本土的强烈欲望，因此对于他来说，晋国表里山河仍然是相当重要。但是吴起不赞同这些，他认为晋国本身的封建传统过于深厚，如果在晋国本土发展的话，那就像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本部，公侯伯子男一大堆，有很多人远在外伊朗、远在北印度都有亲戚，这个关系网牵扯得太远了，再强大的君主都很难把他们一一铲平、建立有效率的政体。要听我的话，那还不如到魏国刚刚征服的关东大平原上去。这些大平原上，我可以招揽流民，另建新城，建立一座崭新的大梁城。就像是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一样，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个人的城市，因此它跟原先俄罗斯贵族和欧洲贵族的关系网络都没有关系。在这里，既没有瑞典的贵族，也没有波兰的贵族，也没有鞑靼的部落酋长和莫斯科的贵族。所有的圣彼得堡人都是彼得大帝一手搞过来的，他们是服从彼得大帝个人的。
大梁城就是魏国的圣彼得堡，它是一座原先不存在的新城。魏国人特别挑选了中国中部适合于开垦的平原地带，建立这样一座新城。这座新城除了魏国国君的行政官员和军事官员以外，主要是从诸夏各国招揽来的、原先没有土地的流民。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份是极其低贱的。没有土地，就像是现在没有工作那样，你连混饭吃都很成问题。然后突然有一位伟大的魏国国君说，你只要肯跟着魏国国君走，你马上就有地种，他们就跟着来了，然后这样的居民必然会绝对服从魏国国君。因此才会有孟子时代梁惠王威震关东的一幕，魏国通过开垦这片平原地带发了大财，使中国东部地区的小国纷纷前来朝见它。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也跟原先晋国的封建体系隔离开来，跟至关重要的内亚交通线隔离开来。所以等到战国后期赵武灵王以后，内亚的技术和武力完全集中在秦赵两国当中。魏国跟韩国一样，虽然富有，但是却衰落了，变成一个挨打受气的角色。这是中国化不可避免的代价，内亚人一次又一次地征服中国。但是你只要选择了梁惠王这种中国化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后来金章宗和乾隆皇帝的道路，也是共产国际黄俄、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后裔习近平所选择的道路，那么你必然会变得软弱，变得跟过去你杀了来当肉吃的那些被征服者、那些最早的中国人一样的软弱，然后就会像他们一样变成新一批内亚征服者刀下的降虏。
韩赵魏三家分晋，骨子里面是同时包含了内亚因素和东亚因素的晋国的分裂，可以说是晋国内部的中国人和晋国内部的内亚人一分为二了。内亚人变成了赵国人和中山国人，中国人变成了韩国人和魏国人。这可以说就是上古时期的苏联解体，同时产生了欧盟的波罗的海三国和中亚五国。然后，赵武灵王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其实就是灭中山，把内亚白狄那一部分完全纳入了赵国的统治范围，因此战国后期内亚和东亚的国际纠纷就主要体现为赵国和秦国之间的长期冲突。长平之战以后，秦国决定性地击败了赵国，也就注定了东亚各国再一次被征服。这是他们自殷商、周人的内亚联军以后，第三次被内亚人征服。赵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赵人后来把它的首都迁到邯郸。邯郸是赵灭中山以后控制的太行山道路的重要商埠，后来变成了通向洛阳的一个重要贸易站，就像是大都是内亚通向苏州的重要中转站一样。这样一来，他们就远离了自己在晋阳的老基地。结果他们迁都以后不久，晋阳就落入了秦国的手里面。这对赵国才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打击。邯郸虽然比晋阳更加繁荣昌盛，但是缺乏晋阳那样的封建传统。三家分晋的时候，赵国正是凭着晋阳的封建传统才免于灭亡的。而且，晋阳是白狄人通向鄂尔多斯的老基地。以后邯郸的赵国政府就只能依靠代道 — — 就是李牧所看守的那条代北的通道，以迂回方式通向鄂尔多斯了。显然，他们把内亚通道的很大一部分都损失了。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李牧的代军仍然存在，赵国仍然可以不亡。李牧大概也是内亚人，照史记和其他记载描写的他的体貌特征来说的话，他跟中国贵族有很明显的差别。他是那种多毛的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他训练军队的方式很明显是伴随着匈奴和楼烦出现的内亚又一次军事革命的产物。赵代的政治体制是乡邦制，这种制度也正是后来匈奴人的政治体制。所以你可以看出，匈奴、楼烦、赵、代这四国之间存在着隐秘的联系。这四国继承了最古老时期 — — 朱开沟时期和李家崖时期的晋文化区，也就是说以鄂尔多斯为中心、包括今天太行山和黄河之间的高原地带的整个晋文化区。虽然后来汉帝国的历史学家对他们进行了分别处理，把赵人和中山人看成是诸夏的一部分，把匈奴人和楼烦人看成是纯粹的内亚蛮族，但是实际上，赵和中山即使不是纯粹的内亚，至少也是以内亚为主的政权，而匈奴人和楼烦人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匈奴人根本不是像司马迁以后的历史学家描绘的那种野蛮人，他们的政治体制跟战国时期的中山人是一样的，使用的政治伦理也跟战国策描写的那些中山贤王差不多，什么招揽贤士、强调儒家的尊贤亲亲之义。
在战国中期以后，军国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法家学说流行以后，匈奴人和中山人保存的这些比较强调亲属友爱关系的内亚文化，在残酷寡恩的商鞅、李克学派看来就变成非常落伍的东西了。法家学派的巨子们看待这些封建文化，就像是列宁的徒子徒孙看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家。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富兰克林•罗斯福都当了总统，却没有把共和党人统统送进集中营，然后让自己的徒子徒孙永远专政下去，这就是可笑的软弱。商鞅和李斯这些人对待坚持春秋时期儒家那种亲族和睦、封建文化、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的儒家学派也就是这种看法。所以他们就认为中山人落伍了，中山人还在坚持过时的儒家学说。其实，这个儒家学说与其说是代表了孔门弟子的学说，不如说当时的孔门子弟已经在孟子和荀子的率领之下把儒家学说演化成为一种跟孔子的封建主义非常不同、倒是跟后来的平民民主主义更相近的学说了。孔子时期那种封建主义性格浓厚的文化在中山、匈奴、代国还非常流行。他们强调的就是，贵族和贵族之间要以礼相待，君主和附庸之间要相互尊重，君主的权力不能太大，附庸的地位也不能太卑屈，彼此之间要有亲亲尊贤的文化，也就是说谁也不能像后来的秦始皇和商鞅那样随随便便就杀大臣，把封建贵族当作完全依赖我的雇员和官僚那样驱使。当然，这样会降低行政效率，妨碍军国主义的开展，但是也因此使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平衡。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封建贵族就像一个小邦一样，自己能够向外殖民向外发展，保留了社会自组织的元气。这就是为什么赵人和代人最后很难被秦人征服、在邯郸陷落以后代人仍然能够依托内亚大草原做长期抵抗的主要原因。
随着邯郸赵国的灭亡，大批跟着李牧失败以后不甘心投降秦国的赵国贵族自然而然投奔了鄂尔多斯高原的楼烦人和匈奴人。楼烦人和匈奴人跟赵国和代国的关系，当然也就是瑞典和芬兰跟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关系。苏联吞并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以后，当地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纷纷逃往瑞典和芬兰，在那里从事复国运动。同样，赵代的贵族和军人也纷纷逃向匈奴和楼烦。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吞并了中国的各诸侯以后，最不能放心的就是河套地方的匈奴人。所以他要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驻匈奴，在河套的黄河南岸建立军事基地。他知道，赵人和代人的余孽跟他们的近亲匈奴人和楼烦人结合，跟晋文化的发源地、内亚重要通道 — — 也就是传说中大夏所在的鄂尔多斯这个重要道路结合在一起，就足以构成威胁咸阳和秦国绝对君主国的危险力量。赵武灵王早就设想过，以鄂尔多斯高原为基地，南下奔袭咸阳。这条道路是秦国的致命弱点，所以秦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兵力、把最信任的太子和帝国的继承人扶苏都派到鄂尔多斯高原这个方向去。而且即使如此，他也不能占领整个鄂尔多斯高原，而是只占领了鄂尔多斯高原的一半，也就是黄河以南的那一半，黄河以北的鄂尔多斯和阴山地区仍然在匈奴人和楼烦人的统治下。后来使汉帝国闻风丧胆的匈奴人和楼烦人，其实正是春秋时期晋国和白狄文化、战国时期赵代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他们之所以跟秦国及其继承人汉国能够长期抵抗，正是发挥了内亚封建主义对中国专制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内亚交通线对东亚洼地的技术优势。
因为秦帝国及其继承人汉帝国一再被匈奴人打败，所以他们自然就要运用欧阳修和人民日报的那种手段，对我们没有办法打败的人，就要尽力黑化他们，污蔑他们，把他们描绘成为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但是即使是在司马迁和这些充满敌意的作家笔下，晋人的直接后裔匈奴人其实也比司马迁服侍的那个朝廷显得文明得多。你从李陵和苏武的遭遇就可以看出来。苏武如此之辛苦，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之下对汉武帝忠心耿耿，而他留在汉室朝廷的那些亲族却被汉武帝毫无人性地杀戮了；然而即使是在苏武及其部属一再地阴谋反抗匈奴以后，匈奴单于和贵族对苏武仍然是非常宽大，顶多把他换一个流放的地方，没有杀他，而且还送了很多牛羊给他。两者之间的差异，跟土耳其苏丹和欧洲君主的差异是一样的。你在欧洲无论怎样从事政治上的反对，你顶多是从法国逃到德国，从德国逃到英国，换一个地方，不会被斩尽杀绝的，而且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法庭都很尊重忠诚的反对派，不会因为你反对他们的国王，在政治上失败了，就对你不公正；而如果你逃到土耳其去，在土耳其苏丹的统治下就算做到帕夏和大臣，还是很容易被杀头外加抄家的。李陵李将军一家为汉帝国死战，最后落到了家破人亡，就是因为他们得罪了外戚卫青。如果是在战国时代，那么他们毫无疑问会是繁荣昌盛的一代英雄。如果他们逃到继承了战国文化的匈奴去，他们的日子也很好过。
后来的吉尔吉斯人就说他们其实是李陵的后代，从血统上来讲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陇西李氏跟汉武帝重用的内亚外交家公孙贺一样，虽然有一个汉字写成的名字，其实这个名字也就跟“里根”和“费正清”这些名字一样。里根他老人家并不姓里，费正清他老人家也并不姓费。公孙贺和李家很可能原先也是内亚人，所以李陵最后叛降匈奴以后，内亚就有很多部族自称自己是李陵的后代。很显然，他们在自由的内亚封建体系当中，比在中国专制国家当中混的要好得多。他如果在中国混下去的话，早晚有一天也会像土耳其苏丹的大臣一样，即使富贵过很长一段时间，最终也会被满门抄斩的，不会有什么后裔留下来。就算是没有被满门抄斩，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也会跟汉献帝那些大臣一样活活饿死或者是被人吃人肉的。在内亚，他们就可以存在下来，而且始终是以勇敢著称的一路诸侯。李陵和苏武这些故事也就充分表明了，战国时期以豪侠著称的内亚文化是怎样在鄂尔多斯高原和贝加尔湖南岸找到自己的避难所的。
我们要知道，即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和赵国，也跟李家崖时代的晋文化一样，是内亚深入东亚的一个桥头堡，本身并不是属于东亚或者中国的。东亚帝国后来在秦始皇和汉武帝时期羽翼丰满了，就像是苏联帝国在斯大林时期羽翼丰满了就要把波兰和爱沙尼亚都吞并下来一样。但是即使是在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波兰和爱沙尼亚从根本上讲也是属于欧洲的。时机一到，苏联转为衰弱的时期，它们就要促成苏联的解体，使自己重新回到欧洲。晋文化区在秦汉帝国统治时期有一半，就是晋赵所在地区，被中国吞并了，但是更核心的一部分，鄂尔多斯高原所在的体系，仍然属于内亚。这个格局就像是，苏联强大的时期，把爱沙尼亚和波兰吞并到苏联帝国之内，但是瑞典、芬兰和丹麦仍然是属于欧洲的；苏联解体以后，自然的，爱沙尼亚和波兰又回到了瑞典和波兰所在的老欧洲。根据同样的道理，在秦汉帝国随着魏晋帝国的解体而崩溃的时候，晋国又自然而然地像苏联解体以后的波兰和爱沙尼亚一样，回到了内亚封建主义的怀抱当中。于是，就产生了中古时期雅利安人的汉赵帝国。
汉赵帝国是上古晋国在文化上和制度上的直接继承者，因为很简单，他们就是继承了汉赵文化的匈奴人的后代。首先是秦灭赵代联合王国以后，把赵代联合王国当中不愿意屈服的那一部分赶到了匈奴。然后这些匈奴人又通过跟东汉和曹魏联盟，定居在曹魏所谓的并州，形成了所谓的匈奴五部。然后在魏晋帝国解体的过程当中，这些匈奴贵族，也就是过去代国内亚贵族的后裔，在刘渊和石勒的领导之下重新宣布独立，恢复了晋国的独立，同时也重新恢复了晋国的封建主义体制，打开了内亚的交通线。当然，腐化堕落的中国人对他们非常不满意，自然要把他们描绘成为邪恶的野蛮人。但是实际上，无可争议的证据显示，无论在技术和文化上讲，他们都比魏晋帝国要先进很多。从文化上讲，后来笼罩整个东亚甚至延伸到日本和东南亚的佛教文化是晋国君主刘渊和石勒引进的，最早的佛经的译本是他们搞起来的。佛经在逻辑学水平和哲学水平上讲，比中国儒家不知道高了多少个档次。同时，他们的军事技术和炼铁技术明显是更新了。他们的独立重新打开了内亚交通线，使秦始皇和汉武帝在古代柏林墙 — — 也就是长城的保护之下日益退化的中国技术获得了新生。
现在的考古学家发现，在所谓的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那些时期，中国军队的惨败是理所当然的，跟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惨败和蒋介石军队在林彪和苏联顾问面前的惨败一样的理所当然。道理很简单，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讲，他们都不在同一个层次上面。晋国人的只有几百个武士的一个小部落，在随便一次遭遇战中，就会射出像雷阵雨一样的一大堆铁箭头，在战场上遗留下来的铁箭头多达上万个；而整个晋帝国军队，无论是洛阳的朝廷还是建康的朝廷，晋帝国及其继承国整个正规军的军队能够动员的铁箭头都没有那么多。也就是说，任何一支晋国人的偏师都可以随随便便地全歼中国人的主力军。就像是，林彪为了打满洲的一个小县城，在几个小时之内打出了多达几万发的苏联炮弹；而这时，蒋介石的军队用几百发炮弹都要亲自到南京去向蒋公上报，因为前线的集团军司令官不敢做这样的决定，国军是太缺乏炮弹了。重庆建立起来的那些兵工厂勉勉强强才产生出几百件军器，万县兵工厂一年生产出几百条枪；而林彪在满洲和苏联随随便便几天时间内打掉的那些炮弹，比国民政府十几年时间能够生产出来的炮弹都还要多。这种打法，蒋介石能不输么？同样的这样一种打法，刘渊和石勒能不全歼中国军队么？请注意，这时候真正的晋国是汉国和赵国，而号称“晋朝”的中国则已经退化成为一个中原王朝，像习近平的中国一样，早已没有斯大林和林彪那个时代的实力了。
当然，还有人可能会不服气，说，晋国人只是内亚蛮夷，他们片面地强调军事技术，其他方面一定是不行的。但是首先，从文化上讲，佛教文化的高档我们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在其他方面的技术上，例如绸缎技术和纺织技术，中古的技术之王莫过于纺织业，绸缎技术在哪一方呢？很遗憾，也是在内亚那一方。内亚人，具体地说就是我们都熟悉的被皇汉分子骂得一塌糊涂的那个石勒，是他在晋国境内引入波斯工匠，将先进的织锦技术引入了晋国，使晋国重新变成了纺织品的一个重要中心。他引入晋国的那些织锦，一直到后来的长安朝廷都没有办法模仿出来。长安朝廷只有出口生丝到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去，换取波斯人的织锦。波斯人的织锦行销整个东亚。这个格局就像是，中兴和华为虽然生产了很多手机，但它们还不得不从美国进口芯片。它们从美国进口芯片，用廉价的中国劳工生产出手机，然后重新卖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去。你如果只看产量的话，好像中兴和华为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它们的要害技术都是从美国进口的。
唐朝时期的东亚纺织业就是这样的。它产生出了大量的初级产品，出口了大量的丝绸，但是最精品的织锦只能跟图博人一样从波斯、从河中地进口。或者是，从波斯进口了以后，用东亚人常见的那种办法，把它一小片一小片地拆开来，放在自己的初级产品当中，这样也就算是差强人意了。就像是，你把美国计算机上的零件拆下来，放在中国计算机上面，这样也可以大大提高中国计算机的性能。苏联给你进口的那些零件，你也可以拆下来，放在自己的国产货上面，也可以大大提高它们的性能。一般来说，军工界通俗的叫法把这样的产品叫做猴版，也就是说像猴子模仿人一样。功能不如人家的，就像是猴子不如人一样，但是还算勉强能用。号称无所不能的、是东亚历史光辉时代的唐朝，在技术上就是这样一副可怜相。比那些昭武九姓、领土只有一个希腊城邦大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来说的话，也就是这种情况。那些城邦像芬兰一样，拥有先进的技术，虽然人口只有几十万人；而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唐帝国、东亚帝国却是这样一副可怜相。
那么我们要问，石勒他老人家建立的那些织锦工业基地难道不是在唐帝国的境内吗？唐帝国已经占领了这些地方，难道还没有继承石勒留下来的那些技术吗？但是很可悲的是，它就是没有继承。这个道理就像是，当年满洲国在瓦房店建立的那些技术，今天不就是在习近平的手上吗？习近平有继承这些技术吗？好像是继承了，但是退化了，因为当时那些日本工程师已经被赶走了，他们留下的徒弟的徒弟的徒弟的徒弟一代不如一代。虽然现在瓦房店仍然是个重要工业中心 — — 你不要小看瓦房店，现在贵国境内的很多工业还是需要瓦房店的工程师出来支援，虽然他们已经远远不如过去的满洲国时代，但是相对于更加土鳖的其他地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 — 但是他们已经不可能恢复满洲国时期的先进性了。石勒留下来的那些纺织基地，在安禄山和唐玄宗的时代仍然存在，在宋真宗和寇准的时代仍然存在。长安和开封的朝廷从它们当中收取了很多贡品，也收了很多税收，把它们称之为帝国的精华。但是这些帝国的精华放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商人面前，那就像是今天的瓦房店工程师跑到日本去，跟今天的日本工程师照一照面，那么什么都不用说了，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唐国继承的晋国技术已经很可悲地退化了。
为什么石勒的一个小小的晋国可以拥有内亚的先进技术，而你庞然大物的唐国却不能有呢？这当然是一个体制问题。国有企业是怎样退化的，共产党接管下来的那些满洲的国有企业是一代代退化的，我们都是看见的。不用说，道理很简单。你如果把日本工程师留下的技术一代一代钻研的话，你顶多就是一个技工，技工在官僚体系中间是一个干活的人。有错误，都是你工程师没有干好；有好处，那当然都是领导有方。如果你动一动花花脑筋，我也去加入共产党呀，我加入共产党以后学一学三个代表的先进理论，念一念习近平语录，那比我满手油满手汗地钻研技术要轻松多了，然后再给领导逢年过节送一送礼。我师傅一辈子辛辛苦苦顶多当一个工程师，而我就油腔滑调学一学三个代表，我很快就当党委书记了，而且很快我就不在瓦房店企业了，我嗖嗖嗖地上升，就到北京的什么部委里面当副部长了，然后在下一轮的政治斗争中战队正确，嗖嗖嗖我就进中央委员会去了。
请问，你一辈子钻研技术，运气最好也不过在你出身的那个厂当一个工程师，逢年过节的时候多领几千块钱的奖金，而我念一念三个代表，到北京去当部委，那是多大的利益呀，这两者能相比吗？这样明显的奖惩机制之下，请问日本人留下来的工程师的学徒的学徒的学徒的学徒都是傻瓜吗？他们高兴一天到晚干苦活，拿一点点微薄的钱，一天到晚被领导欺负，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吗？他们难道不会动脑筋，去读论语，去参加科举 — — 我是说，去学习习近平先进理论，然后去入党，去升官发财吗？大家都这么干了，那么什么人留下来继续做技工呢？当然就是最没出息的人，小学就不学好，中学考试门门都不及格，看来学习习近平先进理论去做官是没有希望了，只有让他去考个中专技工，也就是完蛋货了，只有这样的人力资源中的渣渣才会继续做工程师。请问这样的工程师培养出来以后，他能有任何希望去跟日本工程师竞争吗？
根据同样的道理，赵国和晋国那些波斯工程师在石勒时代培养的技术员，在北魏帝国、隋帝国和唐帝国统治之下，他们能够竞争得过那些一天到晚耍狡猾、去读四书五经、参加科举、然后到长安去做官的人吗？你只要读好了书，到长安去做官，你还愁没有图博人和撒马尔罕人进口的最高档的织锦给你穿吗？就好像，你今天进了北京的部委，你难道还会缺美国进口的洋货和先进手机吗？你自己去钻研技术，学美国工程的技术，自己去造手机，你哪里能够斗得过那些做官的人？根据同样的道理，随着帝国的重新统一和晋国再次被纳入东亚帝国统治范围之内，晋国在中古独立时期重新从中亚输入的那些技术又再一次瓦房店化和退化了。晋国在刘渊和石勒时代留下的那些军事工业、铁器工业，例如毌丘家族的铁器工业 — — 你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他明显就是一个匈奴族人，随着东亚帝国的卷入重来，又一一失传了。
而且，中国的历史学家还要秉着人民日报的作风，再一次颠倒黑白。就像是现在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满洲国代表了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杀了我们三十万人。虽然真实的历史是，日本人只是在南京违纪，搞死了几万人，而共产党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在长春搞死了你们几十万人，但是没有人知道长春那几十万人，大家都知道南京那子虚乌有的三十万人。大家一提到日本人和满洲国，立刻就充满愤怒，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从来都想到过，今天你如果还有一点点能用的技术，那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国给你留下的。唐帝国和宋帝国也就是这样的。他们还有一点点能用的技术，都是五胡乱华时代那些万恶的匈奴人、羯人给他们留下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历史书要把这些人描绘得非常坏，描绘他们在河阴杀了我们三万公卿，或者在什么什么地方又杀了我们的文武百官多少，然后在什么什么地方又强奸了我们多少多少美女之类。杀文武百官的事情大概是真的，但是其他的屠杀很难说就不是南京大屠杀同类的现象了。
无论如何，铁一样的考古证据证明，这些被他们污蔑的五胡才是内亚先进技术和内亚文化的携带者。苏东坡和王安石的佛教，定州和镇州的唐宋时期的纺织工业，唐军的军事装备，全都是他们留下来的。没有他们的话，唐帝国和宋帝国就根本建立不起来，就根本会像是仰韶文化时期的那些住地洞的穴居民一样，根本就建立不起一个像样的朝廷，就像是今天的共产党如果没有日本人和苏联人留下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像一个国家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它继续痛骂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继续黑化他们。
好，我们现在再来考虑一下中古时期晋国的种族构成。这时，我们都熟悉的历史上的雅利安人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石勒所在的羯族人基本上是雅利安人，中古时期的晋国基本上是一个白人的国家。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次讲座我们再继续讲中古时代的晋国。
晋族国家（三） — — 帝国没落与民族复兴
时间：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5月23日14点（北京时间5月24日2点）
刘渊和石勒的匈奴王朝，实际上像撒克逊人对英格兰的入侵一样，是郡县制在自发秩序面前的倒退。郡县制作为吏治国家的典型形式，产生于战国初期，然后随着秦汉帝国不断上升，在汉武帝一朝达到最高峰，然后又节节败退。循着与其成长相同的路径，但是方向相反，一步一步地退回到封建主义和部落形态当中。最初赵武灵王和其他路易十四式的雄主开始企图用郡县制取代传统的封建制和部落制的时候，他当然是希望把编户齐民制度永久性地建立起来，但是部落到封建到郡县实际上是意味着组织度的削减，把原先享有高度自治的各个有机的政治体变成了纯粹由官府摆布的编户齐民，变成了像埃及农民一样只能起贡御作用、自身没有独立政治意志的消极居民。
当然，消极居民的方便之处就是便于剥削，但是正因为如此，郡县制的成功也就埋下了它自己失败的种子。汉武帝时代是郡县制的最高峰，不仅在晋国，而且在整个东亚都是这样。但是与此同时，郡县制地区和非郡县制地区的竞争很明显就变得不利于郡县制了。郡县制之外，汉武帝和继承他的其他君主为了获得内亚的技术和武力，还要通过属国制和其他方式招揽各部落。这些部落提供的士兵，在他看来明显比郡县制的农民更能打。事实上，战斗力本身就是政治自由的一种体现。为什么他们以前在李牧时代或者在晋献公时代的先辈能打呢？因为他们当时还是自由人。自由人变成消极的顺民以后，他不再有值得追求和保卫的东西，自然而然首先第一步是变得不能战斗了，第二步就会变得丧失了对生活的兴趣，为了逃避赋税或者其他原因，宁愿少生孩子，而走上自我灭绝的道路。汉武帝以前，因为秦汉帝国继承了封建主义的残余，还有一定的战斗力；汉武帝以后，很明显，除了让胡人当兵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什么是胡人呢？我们要明白，胡人并不是在种族上跟所谓的汉人或者顺民有什么区别，而是他们的政治组织方式不同。这一点在晋国表现得非常明显。我在上次讲座中提到过，云中、阴山以北的匈奴和楼烦各部落，跟代郡的晋人其实是同一拨人，只不过是在军国主义者将编户齐民向北扩张的时候，抵抗力比较强、更加热爱自由的人就宁愿逃避到更边远的地方去也不愿意屈服，而奴性比较强、贪图安逸生活的人就会留下来，变成编户齐民。然后，这些贪图安逸生活的人的后代，变成降虏的人，就会被称为汉人；而坚持自由的那一批人就会被称为胡人。其实他们本来是同一个祖先，他们的祖先都生活在中古时期的勾注山或者荆山，就是以今天的雁门关为中心的这个地带。
汉武帝以后的趋势就是，编户齐民不但丧失了战斗力，而且连生育欲望都丧失了。汉武帝的时代，大家还只是讨论他们为什么没有战斗力。等到东汉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像罗马帝国晚期的皇帝一样讨论他们为什么不生孩子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免税务的政策，鼓励他们生育。减免的赋税照顺民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大的，相当于人头税的三分之一。但是即使如此，东汉末期的儒家大臣仍然哀叹着三荒，田荒、人荒、州郡荒，人口渐渐地消失了。而与此同时，属国 — — 也就是保存了胡人原有部落自治权的特区，例如曹公设立的匈奴五部，这些特区就像是今天的香港一样，可以实行编户齐民以外的政治制度，而这些政治制度容许他们原有的领主和部落酋长按照自己的习惯法办事。结果出现了类似罗马帝国晚期的奇特局面：郡县制的顺民不断减少，在沉重赋税的压力之下，在自身丧失了生育欲望和战斗力的驱使之下，户口不断减少，而蛮族的人口不断增加，教会的人口不断增加。汉末的情况与此非常相似：一方面是像后来跟高地氐人一起建立成国的天师道和其他被士大夫阶级贬称为邪教的各个教会的人口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属国、边陲的胡人人口迅速增长。
我们要注意，这些胡人人口和灭亡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一样，他们当中掺杂了很多例如通过巴高达运动和其他方式逃离郡县制的顺民。正如灭亡拜占庭的突厥人其实包括米哈尔家族(Köse Mihal)这样地地道道的东正教徒，他们只是受不了拜占庭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觉得自己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才逃到突厥人伊斯兰教那一边，因为突厥人的封建自由给他们做领主的机会。像改革开放时期有很多私营企业家其实都是国企的技术人员和经理，因为不高兴在官僚体系中间按部就班地升迁、拿那点死工资，自己出来创业，指望发财。胡汉之别，郡县顺民和封建部落之间的区别，不是人种性质的，而是爱好冒险和追求自由、愿意承担毁灭的巨大风险的人，与害怕自由和风险、为了过安逸太平的生活甘愿服服帖帖受人奴役的人，这两种不同性格、不同政治德行的人的差别。由于两种政治体制在汉、魏、晋帝国同时存在，自然而然的，热爱冒险的那拨人会不断地投奔各个属国和部落，热爱编户齐民、热爱安逸和保障的人则会做相反的选择。结果，两种选择的结果就显示得很清楚了：在郡县制占据国家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郡县制的人口不断萎缩；而匈奴五部和鲜卑人的人口则在不断增长。
鲜卑人的出现，首先我们要清楚，跟匈奴人一样，他们其实并不是嘎仙洞那一批居民的后代组成的纯粹人口，而是这一批人保护下来的各城邦和部落的一个联盟。在轲比能的时代，他们的结构是，在部落武士联盟的主持之下，右北平、上谷、渔阳一带的几十个自治城市在他们的保护之下，这些自治城市在归附鲜卑以后就可以享受过去汉魏帝国不容许他们享受的自治权，但是要给他们的保护者 — — 也就是鲜卑人的武士纳贡。这种体制的发源地还是在西亚，这恰好就是“亲希腊者” — — 帕提亚（安息）诸帝的统治方式。安息诸帝自称“亲希腊者”，他们的统治是二元性的：帕提亚的骑兵构成他们的贵族阶级，两河流域的希腊城邦构成一个自治城市体系。希腊城邦像我刚才描绘的那些城市一样，向这些武士进贡，也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援助。帕提亚武士就依靠他们提供的钱财和技术，跟罗马帝国长期鏖战。
东亚的政治体制经常是西亚晚半拍的产物，这在中古表现得格外明显，而晋国则正好就是西亚和内亚政治体制输入东亚的一个旋转门，所以晋国的政治体制经常是反映一百年到三百年之前西亚和内亚的政治体制。鲜卑人这种体制跟后来沙陀人的义儿、养子、巴图鲁和节度使体制一样，也都反映了外伊朗地区的政治变化。帕提亚人的政治体制首先在河中地区实行，然后渐渐地通过晋国转移到东亚地区。所以鲜卑人并不真正是嘎仙洞那一拨原始鲜卑人的后代，而是跟河中地区的外伊朗人一样，是多种种族集团和多城邦集团在同一个封建体系之下的集合。因为这种封建体系的宽容度比较大，能够容忍比较多的不同的自治体系存在，所以它经常能够在中原板荡之时，把上谷、渔阳那一带或者河东地区的逃亡者吸收到自己这边来，不断壮大自己的人口。而汾河流域的匈奴五部也发挥的是同样的作用。最后，等到郡县制的人口越过临界点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罗马帝国的最后关头，西晋就灭亡了。匈奴人和鲜卑人占领了晋国故地，像日耳曼人占领罗马故地一样，重新开启了中古的蛮族自由。
这时就产生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东亚的科幻小说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开始了。我们可以说，东亚的科幻小说有三个黄金时代，第一个是穆天子传的时代，第二个就是五胡乱华的时代，第三个则是以英法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海上殖民者的时代。在这三个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当中都出现了机器人小说，而机器人小说的主角，前两个时代都是内亚人，后一个时代都是西洋人。从我们今天看到的科幻小说就可以看到，即使作者本身是东亚人，但是他经常要把小说的场所换到西洋去，甚至主要人物的名字也要变成西洋人。可以说，今天的科幻小说主要就是西洋科幻小说翻译的翻译，以至于其中的主要人物如果没有几个威廉、玛丽之类的洋名字的话，看上去就很土鳖，就不像是科幻小说。如果名字是金明之类的，这样的科幻小说看起来都不好看。第一次科幻小说时代和第二次科幻小说时代也是这样的，它们的主角都是内亚人。
第一次科幻小说时代的主角经常是周穆王，到西域旅游，然后发现了偃师和他制造的机器人之类的东西。第二次科幻小说时代的主角经常是石勒和他周围的大臣，机器人和机器美女又再次出现了。然后随着五胡乱华的结束，他们再次消失了。最后等到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机器人和机器美女随着阿西莫夫这些作家的翻译又大批出现了。不用说，你从同样的结构就可以看出这些作者同样的心理。在他们心目中，各种理解不了的奇技淫巧都是外来的西洋人带来的。只不过前两次的西洋人是伊朗人，后一次则是西亚人。但是从种族上来讲，第二次和第三次倒是差不多的，因为第二次的西洋人和第三次的西洋人主要都是雅利安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类型的、诺迪克类型的北欧人。
中古时期复兴的蛮族的晋国经历了三个王朝：匈奴王朝、杂胡王朝和鲜卑王朝。这三者之间的嬗替经常被人说成是民族之间的嬗替，实际上这是把后来的观念套到了前人的身上。我们要知道，作者所在的时代的政治体制是什么样子的，作者就很容易把自己时代的政治体制套到其实并不合适的前人头上。埃及和东亚都有王朝的说法，什么第十八王朝、第十九王朝之类的。其实这在埃及的州国时代是不适合的，在波斯人和亚述人征服的时代也是不适合的。但是降虏时代的埃及士大夫自己习惯于王朝政治，所以就把相当于是满洲王朝和蒙古王朝这样的西亚蛮族征服者也说成是跟埃及原有王朝一样的王朝，编入王朝系列，把埃及城邦时代 — — 也就是州国时代的那些地方性的统治者也说成是不同的王朝。就好像说你把商周也说成是王朝，其实商周比较接近于州国的那种城邦。春秋战国也就变成了王朝，蒙古满洲也就变成了王朝。而近代的作者因为自己生活在民族国家当中，所以很容易把以前的不同朝代和族群说成是民族国家。近代的英国作者就很容易把丹麦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撒克逊人和诺曼人说成是不同的民族，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日耳曼征服者当中不同的政治党派而已。
像刘渊的匈奴王朝这样的晋国王朝，其实它并不是对应于十九世纪以后保加利亚人或者罗马尼亚人这样的民族发明，而是比较接近于诺曼征服者在英国建立起来的兰开斯特王朝这样的王朝结构。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和撒克逊王朝的差别主要不是民族性或者种族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可以说，他们是诺曼征服者武士集团当中比较崇尚议会政治、比较支持大贵族和国王共治的一个党派，而约克王朝则是一个比较主张国王跟市民阶级共治的党派。刘渊的匈奴王朝和石勒的杂胡王朝之间的差别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把它理解成为匈奴人和羯胡人是两个不同的种族集团。事实上，匈奴王朝和羯胡王朝的差异也就有点像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的差异。屠各贵族建立起来的匈奴王朝是正统主义者，坚持大贵族专政的一派，不高兴以联姻的方式扩大他们的武士团体；而石勒的羯胡王朝则是跟伦敦商人和平阳商人、跟伍德维尔家族形成紧密联盟的一个约克王朝式的政治组织。
两者之间的嬗替就是外戚发动的平阳政变。这次政变不是一个简单的夺权行动。任何政治活动都是涉及权力争夺的，但是在它以前的刘渊时代的匈奴王朝留下的很多证据证明，它跟以前上古时代的中山国相似，是大贵族在企图通过儒家伦理给自己寻找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间没有出路的情况下，被跟首都平阳的中亚商人有紧密关系的一个外戚集团推翻了。而在这个外戚集团因为承受不住相当于理查德三世那种旧贵族的反击、又被反动势力吞没了以后，原有的匈奴王朝终于一分为二了，分裂成为刘曜的汉赵国和石勒的后赵国。这两国之间的冲突，就延续了类似玫瑰战争时期的中亚商人党派和屠各贵族党派之间的传统斗争。
屠各贵族党派在其执政的后期，产生了像陈元达这种纯粹匈奴血统、却无比崇尚儒家学派的小贵族。这说明，他们自己的政治演化也像是同样出身内亚、征服东亚的西周王朝在其后期产生孔子学派一样的政体嬗变，也就是说，大贵族和小贵族的关系已经理不平了，像陈元达和孔子这样的小贵族把他们的政治理想通过礼乐文化体现出来，给大贵族的专政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刘聪这样的大贵族的拥护者，对这种小贵族主张的大贵族和小贵族应该分享权力、应该以礼乐的方式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宪制、使小贵族能够通过他们对礼乐的坚持限制国君和大贵族的权力这种政治理论感到非常讨厌，但是又找不出反对他们的正当理由。
在这个时候，由于平阳跟中亚的广泛联系，塔什干人或者撒马尔罕商人之类的已经在平阳占据了很大的发言权。他们通过外戚伍德维尔家族，在大贵族和小贵族的争斗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寻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因此就发生了平阳的政变。在这次政变当中，刘聪一系的后裔像金雀花王朝的正统贵族一样，都被吞灭了。接下来，向平阳进军的反动势力之间因为分赃不均，无法恢复过去的王朝势力，平阳的市民阶级和中亚商人最后完全投奔了石勒的杂胡。
杂胡，按照一般的记载来说，也是匈奴的别种，也就是说他们在血统上讲跟匈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正统主义的程度却差得很远。他们不能像匈奴过去的刘氏家族那样，根据类似反对萨利克法典之类的逻辑，自称是汉室和匈奴的女系继承人，有权同时继承呼韩邪单于和汉宣帝的王业。像石勒这个石氏家族，很明显就是出生于中亚的石国，是塔什干人。他们是胡人，而不是匈奴人。匈奴人其实也是黄种和白种都有的。一般来说，呼延王和天山匈奴留下的墓葬显示，他们是雅利安人和白种人。而贝加尔湖南路、阴山一带的匈奴主体的墓葬显示，他们是黄白混合的。而塔什干人则毫无问题，是纯粹的伊朗人。塔什干人和外伊朗的各商团在平阳是来做生意的，但是并不等于他们不会战斗。但匈奴武士、屠各贵族则是纯粹的战斗集团。这两个集团之间，自然会发生类似中世纪英国国会当中贵族的上议院和资产阶级的下议院那种形式的宪法冲突。而内亚的政治体制不如西欧健全，东欧的政治体制又不如内亚健全，所以这样的政治冲突无法以国会政治的方式解决，最后就只能通过政变和内战的方式解决了。
石勒和他的王朝很明显是得到了僧侣和商人支持的王朝，因为它的周围围绕着很多拜火教的僧侣和佛教的僧侣。而石勒和石虎，从后来留下的记录看，他们都是出于政治逻辑，既信奉佛教又信奉拜火教。他们周围的僧人也同时有两种人，他们资助的庙宇也同时包括这两种庙宇。很多奇技淫巧，很多重要的技术，都围绕着拜火教的僧侣。拜火教的僧侣相对于佛教的僧侣来讲，内亚性更强一些，其中白种人和雅利安人更多一些，掌握的技术也更加先进一些。佛教平民化的程度比较强，比较强调内亚人和东亚人的融合，其中黄种人的成分比较多一些，因此也比较容易吸纳被征服者的人口。
石勒政权最终战胜了屠各贵族，就像标志着平民化和商人化的约克家族战胜了高贵的、支持大贵族的兰开斯特家族。在它统治的时期，铁器工业和玻璃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玻璃工业和萨珊王朝的技术人员更加广泛地引入，还要等到拓拔氏的鲜卑王朝取代杂胡王朝。鲜卑王朝相对于石氏的杂胡王朝，代表着阶级地位的进一步下滑。如果说匈奴王朝主要是一个贵族集团、杂胡王朝代表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的话，那么鲜卑王朝就代表着晋国的拿破仑政权，代表着平民皇帝和内亚贵族统治最终向东亚专制统治转换的最后一站。所以，鲜卑王朝最终产生了隋唐的帝国，使内亚征服者的封建自由再度被东亚的郡县制度替代。当然这个过程是很长的，绵延三百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平城的鲜卑王朝还足以依靠它和内亚的交通线，给东亚再一次输入先进的技术。
我们在此要再次提醒读者和听众，汉文的史籍记载在涉及政治自由和技术发展这两个至关紧要的方面的时候，必须从反面来理解。它所描绘的黑暗时代，实际上就像是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十九世纪一样，恰好是政治自由和技术传播的黄金时代；它所描绘的黄金时代，恰好就是编户齐民制度卷土重来、政治和技术都陷入黑暗的时代。别的不说，就从玻璃技术这一点来看，从西亚和欧洲的角度来讲，玻璃技术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早就发明出来的，卑之无甚高论，是大家早就有的；但是在东亚却是一次又一次传入，一次又一次失传。
汉帝国当然是把玻璃当作远方的奇珍异宝的，但是到了五胡乱华的时代，玻璃工业第一次在东亚建立起来了。在两个地方建立起来，一个是晋国，一个是蜀国。然后等到唐宋帝国的时代，玻璃工业再度失传了。在五胡十六国的时代，蜀国的玻璃工业是在武陵王萧纪这样的自治政权统治之下，由沿着青海道从凉州南下的河中商人建立起来的，他们是家族企业；而晋国的玻璃企业是在石勒家族、拓拔氏家族、元氏家族直接扶植之下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但是技工和工程师仍然是从河中地带的伊朗人引进进来的。根据汉文史籍非常夸张的记载，在北魏王朝在平城大规模建立玻璃工业以后，玻璃的价格迅速下跌，以至于不再被称为是珍惜宝物；而与此同时，梁武帝的建康朝廷在遇上僧侣从海路运来的玻璃器皿的时候，遗憾地发现，建康朝廷的全部国库都买不起人家送来的那点玻璃器皿。
现在的墓葬记录显示，在中古时代，东亚出土的各种玻璃器皿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系，一系是罗马系，一系是萨珊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就像现在的武器市场当中的美国系武器和苏联系武器一样。罗马系是包括叙利亚系的，是玻璃生产的正宗，相当于现在的美国系武器；萨珊系则是罗马系的一个旁支。因为苏联的武器其实归根结底也是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替苏联人建立起来的，然后在冷战时期掐断了输液管，只能零零星星地偷，所以就比美国系武器更落后一些。萨珊系玻璃跟罗马系玻璃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罗马系是正宗，相当于美国；萨珊系是旁支，相当于苏联。
从内亚路线上传入平城和巴蜀的玻璃，在蜀国和晋国建立了生产基地的玻璃生产，基本上是萨珊系的玻璃数目比较多，罗马系的玻璃，从海道传来的叙利亚玻璃，数目比较少，也比较昂贵，因为东亚的各王朝主要是内亚的输出，而不是罗马的直接输出。就好像说是，近代东亚的政治体制由英美直接输入的不多，由苏联间接输入的更多，但是苏联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叛逆者，所以东亚得到的实际上是二道贩子的输入。东亚中古时期的唐宋各王朝是出自内亚人建立的北魏王朝的，也就是出自于萨珊系的外伊朗的输出，而不是罗马系和叙利亚系通过海道的输出，也跟近代的情况是如出一辙的。
孕育了隋唐帝国的鲜卑政权在它的统治初期，基本上是实行类似日耳曼式的武士侍卫制。对早期的鲜卑人来说，它最大的官就是猎郎之类的侍卫。“猎郎”是什么呢？这个词显然是翻译出来的，就是打猎的侍卫。打猎和军事行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贵族子弟能够在国君身边陪着国君打猎的，就容易得宠。这就是他们的最高官衔了。中期它的主要官制是从外伊朗输入的十部制或者叫做迪万制。这种制度取代了原先秦汉以来的九卿制和东汉以来的尚书制，变成了北魏政治制度的根基。然后在北魏派生出来的北朝吞并了南朝以后，又变成了隋唐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官制，实际上是东汉以及继承东汉的南朝官制与继承萨珊波斯的北朝官制的一个大合并。在这方面，陈寅恪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这两种合并当中，起最重要作用的六部制是典型的外伊朗官制；而尚书制，也就是三省制，则是在东汉时期萌芽、在南朝时期大发展的专制体制的残余。所以三省六部制实际上是两种制度 — — 东亚制度和内亚制度的拼合。六部制的封建残余较多一些，三省制更加接近于宫廷政治。两者的结合，创造了后来钱穆和其他国粹主义者声称的东亚盛世。但是正如上古时代的东亚盛世和后代的东亚盛世一样，实际上也是内亚输入的结果。没有内亚输入，他津津乐道的三省六部对皇帝的封驳之权，相权对皇权的限制，都完全站不住脚，会变成东汉时期尚书中书制度一模一样的宫廷秘书和内廷篡夺外廷权力的纯粹专制制度。
北魏帝国晚期的政治制度，具体地说就是文明太后冯氏和魏孝文帝以后的政治制度，才是专制化和东亚化的最后一关。它虽然没有完全废除过去部落自由时代的残余和伊朗输入的六部制度，但是它增加了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郡县制和均田制。在它以前的鲜卑人的政治制度当中，当然像是入关以前的满洲人一样，部落占据重要地位，封建占据重要地位，降虏是微不足道的。在政府的财政收入当中，主要依靠外伊朗的商团。早期的北魏是没有俸禄的，没有俸禄就是说，它其实没有公务员制度。那么除了贵族原有的权力以外，它建立的伊朗式的六部制这些部委和派出去的地方官员是怎样吃饭的呢？答案是，靠经商。经商不是他本人经商，而是每一个官身边都有一个由河中商人组成的贸易团队替他经商，然后经商得到的奇珍异宝和各种收入就是他的收入了。基本上所有的部落大人和王公贵族身边都有一拨伊朗人在替他经商。这种制度，其实，到中古时代，突厥人、回鹘人和河中人之间的关系，再往下，蒙古人和穆斯林商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按照同一个模式运转的。以这种方式产生出来的官吏，名义上是官吏，实际上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
文明太后改革和魏孝文帝改革以后，就开始由皇室和国家、由户部给这些官吏支付工资，同时下令禁止他们经商，拆散他们跟伊朗商人之间的传统联系。同时在地方上，开始一方面把大批降虏安置在国有土地上，这就是著名的均田制，命令他们以被征服者的身份，像埃及费拉那样，为国家耕种土地；另一方面，把原先投降鲜卑朝廷的内亚各部落，像尔朱荣他们的部落那样，命令解散他们的部落，把他们的部落酋长先改成都护，然后再改成州县的刺史，把他们的部落派到那些空旷的土地上去，跟这些降虏一起变成耕种土地的农民。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财政和宪制上的巨大变化。财政上讲，国家的收入以前主要是依靠原来的部落主义的打猎放牧的实物收入和外伊朗商人替他们经商的金银财宝的收入，从此以后就要像以前的汉帝国和魏晋帝国一样，依靠编户齐民的农业收入，以谷帛为收入的大宗，代替原有的商业收入。这当然是政治制度的退化。
假如英国人征服印度以后海路突然中断了，留在印度的英国人不再接受伦敦威斯敏斯特国会的领导，而是自己像以前的波斯人和蒙古人一样，建立起继波斯征服者、匈奴征服者和蒙古征服者以后的英国-印度帝国，在印度的波斯美女和印度美女的陪伴之下三宫六院起来，自己变成印度的皇帝了，那么他们也就会发现，原先欧洲式的财政制度不再适用了，他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郡县制度，像原先印度的皇帝一样，派出自己的大臣、郡守、太守到孟加拉去征税，对孟加拉的农民实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把他们的农业收入当作自己的主要收入。虽然他们的出身是英国人，但是海路中断、做生意做不成、现代的财政制度退化以后，他们也不得不以孟加拉的水稻和农业收入为自己的主要收入，用收来的实物水稻给他们的印度土族官吏发放俸禄。这就是北魏文明太后改革和魏孝文帝改革的根本要害之处。
编户齐民制度恢复以后，虽然过去的内亚文化和封建自由还有一定的残余，但是从北魏到北周，从北周到隋唐，然后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和唐玄宗，一步一步的，原先的内亚帝国又一次走向了腐化和东亚化的道路。腐化和东亚化以后，它原先的技术就失传了，原先的部落自由和原先的政治体制也失传了。原先鲜卑人出身的大臣或者匈奴人出身的大臣像英国贵族一样，是不能随便杀随便砍的；但是到了长孙无忌和武则天的时代，也就跟降虏出身的大臣一样，可以让皇帝随便杀随便砍了。技术上讲，原先引进的先进技术渐渐失传。到武则天和唐玄宗时代，东亚人又一次不会造玻璃了。他们找了原先内亚人和伊朗人出身的大臣，说，你们的祖先会造，现在你们给我造一点出来。但是，他们的子孙也不会造了。这就像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当初他们在周恩来和维经斯基那个时代能够玩儿的那些游戏，他们现在都不会玩儿了，林彪时代从苏联引进的那些瓦房店技术，现在他们也玩儿不动了。
这是内亚征服者在东亚建立王朝、得到一批太容易剥削的奴隶、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大财、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比起他们在西方的同僚费了很大力气还得不到的那么多财宝，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你剥削的人太软弱了，太容易剥削了，你太容易发财了，那么你自己不可避免地也就会相应地变得软弱，因为没有人是愿意额外多干活的。如果说你的祖先原来很强大，那当然是因为他的敌人很强大。他不强大，他就玩儿不下去。如果说你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一些很容易剥削和奴役的降虏，那么你原先的本领自然会一点一点退化。
正如我们在前两次讲座中所说的，东亚自从殷商王朝、周王朝以来，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软弱、最容易剥削的地区，所以无论是殷人、周人、秦人，还是匈奴王朝、杂胡王朝和鲜卑王朝，以及后来的沙陀王朝、契丹王朝、女真王朝、蒙古王朝和满洲王朝，都逃不了这条历史的定律，技术和政治同时退化以后，他们就开始以“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自居了。你如果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代去讲中国人，他们就会你说是蒋介石的走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跟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性质不能相容，坚决地把你打成反革命分子；但是等到习近平这一代，他们就要拾起蒋介石的衣钵，说我是中国人了。其实这不过是因为，周恩来像刘渊和石勒一样，还保留着苏联和内亚的技术和政治体系，而习近平已经像武则天和李隆基一样，虽然仍然是内亚人的子孙，但是论本事已经变成东亚人了。
现在他们面临着突厥人和伊朗人的联盟，不得不依靠东亚本地人的力量来抵抗他们。就像是以前的汉帝国和魏帝国的皇帝一样，汉帝国和魏帝国的皇帝为了抵抗隋唐帝国的祖先，也是这样做的。后来金章宗和乾隆皇帝的子孙后代在面对着占领了他们内亚老家的新征服者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文明太后和魏孝文帝的改革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原先鲜卑贵族和伊朗商人之间的联盟被它拆散了。后来变成官僚的鲜卑贵族，像长孙无忌这样的人，变成吃农业收入、吃农业剩余价值、依靠国库吃饭的官僚，也就变成皇帝可以任打任杀的对象了。但是在这个改革当中被淘汰出局的伊朗商人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们自然会去找新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就是新兴的突厥人。伊朗商人和突厥武士的联盟取代过去伊朗商人和鲜卑贵族的联盟以后，他们变成了亚洲的主人，鲜卑人的后代在他们面前又要瑟瑟发抖了。
退化成东亚人的大野氏政权，也就是李唐王朝，面对着这样不利的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蛮族对抗蛮族。他们看到突厥人和伊朗人的联盟很难打，于是他们也就开始招募突厥人和伊朗人的武装团队来抵抗他们，同时开始实行萨曼王朝在中亚系统推行的幕府制度。幕府制度当然是半阿拉伯半波斯的萨曼王朝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后在中亚发展起来的先进的军政合一制度，它使中亚的各个王朝获得了比以前更强大、更精悍的军事团队。然后，安禄山和哥舒翰这些人就开始在东亚模仿中亚的技术革新。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安禄山是半伊朗半突厥人，哥舒翰则是以突厥血统为主的。
儒家的史官看他们很不顺眼，但是皇帝比他们更清楚一些。皇帝知道，这些人的战斗力虽然不如正宗的伊朗人和突厥人强，但已经是东亚皇帝能够找到的最优秀的战斗员了。如果听信杜甫和那些儒家大臣的胡说八道的话，他们连这样的人都没有，那就相当于是，林彪赶走了苏联顾问，习近平赶走了乌克兰工程师，你以后就别再玩儿了。正是依靠这些节度使和他们的伊朗式幕府的支持，东亚王朝才得以延长了二百年的寿命。但是这些节度使对皇帝，众所周知也是越来越不尊重，越来越倾向于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
晋国所在的朔方 — — 我们要注意，朔方就是鄂尔多斯的故地。正如我们在以前几次讲座中讲过的那样，鄂尔多斯和晋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体。在朱开沟文化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晋国文化区的范围跟今天的晋语区是一模一样的，不仅包括今天的山西，而且包括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而且，这整个的大晋国的活动中心并不是在太原和汾水流域，而是在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高原是面向内亚的窗口，是内亚这个大超市从西亚这个大生产厂家不断地批发先进政治制度和先进文化的一个超市，然后通过晋国这个乳房，不断地哺育东亚。
可以说，内亚文化有两个乳房，一个乳房就是今天的晋蒙走廊，另一个乳房就是蜀滇缅走廊。这两个乳房滴下的乳汁，养育了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组织。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组织，都是在内亚文化这两个乳房放出的西亚文化的乳汁的哺育之下才成长起来的。所以，在东亚大陆上就留下了内亚文化的两个桥头堡。这两个桥头堡上，无论是人种还是文化，都有深刻的内亚痕迹。这两个桥头堡，一个就是蜀滇桥头堡，特别是昆明人和接近横断山区的高蜀地带，另一个就是今天的三晋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这里的人，无论从人种、语言还是文化上讲，都是整个东亚大陆上最接近内亚系的遗留。
随着伊朗人和突厥人的幕府在东亚的普遍建立，晋国 — — 这一次就是包括朔方在内的河东-朔方体系，又变成了吸收武士的一个中转站。长安的鲜卑朝廷有几个吸收武士的中转站，这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齐国的平卢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原来是在燕国，后来迁到齐国。它的任务是吸收东北亚的武士，也就是高句丽和渤海的武士。而朔方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的任务是，吸收外伊朗和突厥方面的武士。这两个集团之间一直是不合的，结果就搞成后来朔方系统和河朔三镇系统之间的长期冲突。长安和洛阳的鲜卑朝廷变成这两大系统的手上玩物和斗争工具，正如八个大大哈里发朝廷在斯拉夫系统和突厥系统的武士幕府的操纵之下变成了类似的政治武器和政治符号一样。东亚的政治一般是西亚晚上一百年到三百年的重演，幕府制度也是这样的。
因为朔方和河东主要是吸取外伊朗方面的武士，所以他们经常是沿着天山北路和阿尔泰山一线吸取武士集团。这批武士集团的前几批，我们不用详细介绍，就是仆固怀恩和李怀光这些人，他们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力。而安史之乱的主力跟后来河朔三镇的主力一样，就是吸取东北亚系统的卢龙节度使和平卢节度使这个体系。唐帝国后期的历史，就是内亚武士团体的朔方系和东北亚武士团体的河朔系之间的长期斗争。内亚系吸取的最后一批武士就是李克用他们的沙陀集团。沙陀集团出自处月部落，处月部落出自鲜卑帝国初期的瑶池都督，瑶池就是穆天子传当中西王母接待穆天子的那个地方。
之所以是西王母出来接待，那大概就跟汉书记载的一样，就是外伊朗人的习俗比较尊重妇女，也不禁锢妇女，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间，妇女经常发挥跟男人一样的作用，所以他们的领袖很可能是女性。穆天子传当然不是真实的周穆王，而是东亚的君主。东亚的君主看见西方人尊重妇女的习惯，就感到很惊奇，觉得这跟自己的习惯不一样。正如看到西方的先进机械和技术，觉得很新奇，就把它写成了偃师传说这样的科幻小说，是一样的道理。近代人，像郭嵩焘这样的东亚人，到了伦敦，看到英国人不禁锢妇女，而是在宴会和其他场合中，表面上看起来男人对妇女的尊重超过男人对男人的尊重，也同样感到非常惊奇，把这些记录写进他的回忆录和游记当中，这都是同样的道理。
沙陀人的祖先在薛仁贵那个时代被称之为是处月部落，他们是标准的雅利安人和白人。他们沿着天山山路东迁，首先迁到鄂尔多斯高原，然后再迁入汾水河谷，变成了长安鲜卑朝廷的最后一个救星。众所周知，在《沙陀国搬兵》这个剧目当中，黄巢率领的盐枭和流寇武装攻占了长安以后，完全丧失了内亚技术和武力的长安朝廷就像是完全丧失了过去复兴社会党的苏联支持的阿萨德集团一样束手无策，只有再一次向西亚人和内亚人求援。李克用率领他自己的幕府军团击败了黄巢，为唐王朝续了命，但是唐王朝还是在朱温的打击之下最终解体了。于是，晋国再次恢复了独立。
李克用集团认为，他们是唐王朝的忠臣。之所以自称晋王，仅仅是因为唐王朝不复存在了。他们根据刘渊继承汉王朝的逻辑，认为自己其实也是有权利继承唐王朝的。刘渊是汉王朝和晋帝国的最后一位忠诚的援助者和外臣，而他是唐王朝和鲜卑王朝最后一位忠诚的援助者和外臣。所以，他作为晋王和河东朔方节度使，是有权利继承唐王朝的天下的。所以他的系统又产生出了后来的后唐，后唐又产生出了后来的后晋和后汉。汴梁政权实际上是晋阳沙陀政权的一个分支机构。而赵匡胤跟这个沙陀集团之间的关系，就是习近平和毛泽东跟维经斯基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正宗实际上是维经斯基的远东局和周恩来，而毛泽东和继承毛泽东的习近平其实只是给这个集团打工的苦力，但是他们利用对日战争和对美战争的各种政治形势，以及苏联不得不用白手套、不能在美国人和国际社会面前公开吞并中国的这种国际局势，成功地篡夺了自己主人打下的天下。赵匡胤和郭威在沙陀人的军事集团中间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本来这个军事集团的主人是白人和雅利安人，是晋国人，而他只不过是像毛泽东和习仲勋这样的市井流氓，作为黄俄手下的苦力、作为下级干部而被招募进来的，但是最后喧宾夺主，通过政变手段推翻了他自己的主人，像毛泽东通过邀请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最后把苏联系的残存势力推翻了那样，成功地把内亚王朝变成了东亚降虏的王朝。
宋朝的复辟使内亚和东亚的传统矛盾又重新激化了，但是东亚人阶级斗争的胜利也就意味着东亚王朝失去了内亚交通线，晋国人所失去的内亚交通线最终转移到契丹人和女真人手里面。所以，俄罗斯人和阿拉伯人嘴上的“中国”都是契丹，他们根本不承认东亚人有权利统治东亚，而认为只有契丹人才是唐帝国和鲜卑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谁是合法继承者，这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从政治体制上来讲，唐帝国那种掺杂了部落和封建残余的体制确实是更多地体现在契丹和女真身上，纯粹编户齐民的宋帝国则是秦政的进一步深化。从技术传输的角度来讲，宋帝国不仅失去了战马，而且也失去了所有的技术，包括铁器冶炼技术和各种绘画颜料，所以唐代用巴达克山和各种中亚颜料绘制的各种金壁辉煌的复杂图画在宋代就退化为只有黑白两色的文人画和山水画。
当然，这些文人不会承认我们之所以倒霉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先进技术的缘故。他们会像是赤脚医生用中医来取代西医一样说，我们这样做是我们创造了写意的传统。我们写意，不用搞什么透视法，也不用什么逼真的颜料，仅仅凭想象力就可以发挥过去精确描绘的同样作用。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失去了美女，但是我可以躺在床上捏着自己的小鸡鸡，摸呀摸呀摸呀，在自己的大脑里面想象美女当年在我怀抱中的时候我抚摸她乳房的感觉。写意画和写实画的区别在哪里呢？文人画跟唐人所谓的北宗的差别在哪里呢？文人画主要依靠的不是画上表现的信息，而是画上给你留下的线索，然后你作为这个画的读者，要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在你的想象中模拟出画家画不出来的那些东西。
什么叫做写意？简单地说，写意就是意淫的意思。意淫的意思就是说，画家告诉你，我老人家有很多东西想要画出来，但是我画不出来。比如说有五千字的文章要写，但是我只能写二百个字的摘要扔在你面前，你要有本事从这个二百个字的摘要当中想象出来我那五千字的文章所要表达的全部内容。为什么五千字的文章写不出来呢？因为必需的颜料都没有了，所以我只能可怜巴巴地用水墨给你画出一些线索来，这些线索的信息量只是原先那些伊朗式凹凸法绘画所显示的信息量的百分之五。但是你不要忘记，我已经煞费苦心地把最具有线索效应的信息包含在这百分之五当中了，你如果是一个聪明人，就能从这百分之五当中，正如你从一滴水当中品尝出大海的滋味一样，写意写意，意思到了就行了，想象出我原先要画的东西。
这就好像说，我的女人跟别的男人跑掉了以后，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捏着自己的小鸡鸡，闭上眼睛，根据过去她留在我身上的香味和其他线索，然后重新想象出她过去在我身边的时候她的乳房和身体给我留下的印象。这就是写意画产生的真正背景。它实际上就跟宋人失去战马以后自己培养出来的那些战马，在冶铜工业迁出境外以后自己搞出来的那些劣质铜器，自己炼出来的那些一刀就能劈烂的、只能用来做指甲剪和刮胡刀的铁器，以及今天的工业2025计划，是一样的，是瓦房店学的产物，是你在技术输液管被掐断以后不得不做出的次佳选择。用毛泽东时代的术语讲，这就是你的赤脚医生了。
宋人兼并沙陀人的晋国，意味着官吏集团对幕府集团的残酷迫害。传说中的杨家将就是在这场残酷迫害中被牺牲掉的。潘仁美虽然没有杨家将传说中的那么坏，但是毫无疑问，他和整个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排挤，是使过去在幕府时代叱咤风云、担任了政治主体的杨家将这一类蛮族将领的致命伤。这些蛮族将领在长期遭到迫害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变成政治牺牲品了。他们如果在过去的幕府时代能够自己控制财政体系和军事体系的话，他们是很容易打胜仗的，不会被送到绝地去白白牺牲。
晋国沙陀政权被赵宋王朝吞没，晋国再次丧失独立，意味着内亚文化的退缩。残余的晋人退到云中大同一带，正如上一次秦汉帝国消灭赵国的时候一样，退到雁门关以北，归顺了契丹人，变成了契丹人的一部分。而遭到宋人奴役的那一部分晋人，受到强制儒化的打击。过去非常兴盛的拜火教和其他的内亚宗教都被铲平，改成儒家的文庙。汴梁的统治者由于害怕晋阳长期征服汴梁的武力，甚至把晋阳的城防工事都铲平了。晋国的爱国诗人元好问对这件事情非常痛恨，在他的爱国诗歌中间写道：“南人是崇拜巫术的邪恶种族，他们破坏了晋阳，破坏了我们晋国的防御工事，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女真人和蒙古人打过来的时候，宋人就是因为晋阳的防御工事被拆毁了，敌军可以长驱直入，才迅速灭亡的。当初如果晋国的幕府仍然存在的话，宋国不一定会灭亡得这么迅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说得一点没错。后来的王夫之他们跟他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在哀叹，宋人杯酒释兵权是非常成功，把鲜卑帝国留下来的那些幕府和幕府招揽内亚、西亚、东北亚各地武士的机制给毁了，把政权完全交给科举产生的文人，科举产生的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对抗不了皇帝，所以皇帝的权威进一步扩大了，但是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sb做法。所以叫做孤秦陋宋，秦和宋是东亚专制主义成长的两个里程碑。你的大臣现在没有力量抵抗皇帝、太监和后妃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力量抵抗蛮族了。蛮族长驱直入之后，你们只有乖乖地当俘虏，到五国城去看冰雪大世界了。
满洲人建立起来的契丹王朝和女真王朝，将晋国人推到了次要合作者的地位。大同，就是过去北魏时代的平城，只是五京之一，而不再是首都了。但是即使如此，他们的豪强在东北亚满洲人的王朝中享受的地位，还是比在东亚王朝中享受的地位要好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宋人夺取燕云十六州以后，当地曾经跟契丹王朝合作的豪强宁愿拒不出仕，后来欢迎女真人来解放他们，也不愿意在科举制度当中跟汴梁那些文士头悬梁锥刺骨竞争的原因。晋国的豪族和燕国的豪族还遗留着一部分的唐风，他们已经不是纯粹的内亚人和东北亚人，但是还没有完全堕落为东亚人。他们仍然像是陈寅恪先生描绘的李德裕家族的先祖那样，是一代豪强，平时经常在地方上放鹰走马，像英国乡绅一样武断乡曲，地方官吏经常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些家丁和部曲，自己多多少少还能够打仗，所谓的“李波小妹解弯弓”，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因此他们是文武兼知的。
对于他们来说，像范进和孔乙己那种穷光蛋出身的东亚书生那样，手无缚鸡之力，只有指望读书读书读书，拼命读书考研，考研胜利以后做公务员，这种人是他们瞧不起的。而且，因为他们是文武兼知的，已经就是地方豪族，他们和所有的贵族一样，是不肯头悬梁锥刺骨地读书的，这样读书太辛苦了，再说读出来也是做官，他们本身也是很有势力的人，并不真正瞧得起官吏。而平民出身的东亚士大夫，他们本来就不是豪强，而是平民，本来就没有官，读书做官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所以他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头悬梁锥刺骨，用内卷化的方式戕害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变成一个羸弱书生，好取得一个好成绩，将来去做官。所以，豪强如果去跟这些头悬梁锥刺骨的书生一起竞争科举的话，他们还很可能考不过书生。
他们觉得自己的出身比书生要更高贵，本事比书生要大，跟书生一起平等竞争已经是很不公平了，而且还竞争不过书生，那就太不公平了。哪怕是宋徽宗的政权给他们实行高考倾斜政策，高考加分一百二十分或者一百分，他们都觉得不公平。加了这个分以后，他们仍然考不过范进。而从范进的角度来看，TMD，你们这些维族人、哈族人、藏族人什么的在高考已经加了一百分，你们都还不满意，还要一天到晚闹独立，还要一天到晚勾引八个大大入关，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已经让了你们一百分，你们还不满意。
他们忘记了，政权的根本基础是武力，那些四书五经、人民日报什么的，正如唐太宗所谓的，是欺骗天下英雄入我囊中的一种手段，目的就是为了解除你们的武装。你们如果不读书，都去练武了，我这个皇帝就要当得很不太平。等你们看到科举制度的好处，自己把自己的武装解除了，自己去头悬梁锥刺骨去了，这样的人我要杀就杀要宰就宰，然后我这个皇上才能当得安全。但是当我面临着境外蛮族的时候，我靠你们这些书生，你们能打个屁仗。
结果就是，燕国和晋国的豪强对于宋徽宗慷慨赐予他们的政协会议和慷慨赐予他们的加分一百二十分一点都不满意，面不改色地投奔了女真人和蒙古人，把宋国给彻底毁了。在女真人和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晋国的封建制度得到了部分恢复，那就是女真人实行的封建九公制度和蒙古人实行的世侯制度。看来今天的时间又讲不完了，必须得讲第四讲了。接下来近代晋国的内容，留到第四讲再讲。
晋族国家（四） — — 内亚衰微时代的反恐建国斗争
时间：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5月30日下午2点（北京时间5月31日凌晨2点）
蒙古帝国和满洲帝国争夺晋兰高地的斗争，给晋兰的封建制度带来了又一次复兴的机会。金、元、宋三国的政治体制不同，在这一方面表现得非常清楚，最集中地就体现于土豪的地位不同。宋军基本上是纯粹中央集权和吏治国家的军队，是拿工资的雇佣兵。尽管他们在淮西和巴蜀都非常依赖土豪军队的助力，但他们普遍地歧视土豪。这些为宋军卖命的土豪，大多数都落到了传说中杨家将的下场，要么就是被宋人逼死了，要么就是像大多数实际情况一样最终叛宋归蒙了。
金人正处在部落封建制度和吏治国家转型的中间阶段。传统的具有半封建性、比较接近于鲜卑帝国府兵制的猛安谋克制度，这时在国家垄断的货币金融制度的驱使下正在趋于破产。原有的封建领地因为忍受不了中央财政部大规模的纸币发行，无法忍受节节上升的开支，渐渐地失去了自己封建骑士的特点，最终变得跟原先只作为辅助部队的征兵和雇佣兵没有什么区别了。虽然他们原来是女真人，使用武器的经验可能比原先的顺民要多一点，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改变，自身渐渐变成了常备军和雇佣兵以后，原有的优势正在迅速缩小。但是为了应付北方边境的进一步的压力，汴梁的流亡朝廷还是采取了所谓的封建九公制度。封建九公的一大部分，就是在今天的晋地高原。
九公其实从阶级出身和行为模式来讲，跟宋人所谓的土豪，就是金庸用来写成《倚天屠龙记》的郭靖这批土豪，是一样的。只不过，郭靖无论是在真实的历史当中还是在金庸的小说当中，给中央集权卖命的下场都是非常惨的。他们的阶级兄弟在金国得到的待遇要稍微好一些。郭靖如果在金国的话，虽然最后也很有可能死在战场上，或者被蒙古人打死了，但是在他牺牲以前必然已经是被封上公爵，有自己的大片领地，有自己的私家军队。金人能够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的封建性还有一定的残余，吏治国家还没有发展到像宋人那样深刻的地步。
蒙古人是以部落体制为主，刚刚开始封建化的过程。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实施封建制度是最正当的。郭靖如果不是生在四川，也不是生在金国，而是生在蒙古的话，那么他的地位确实是很有可能像小说中的金刀驸马一样得意。像张柔、汪德臣以及后来的王保保这些人，他们的出身是千奇百怪的。但是只要他能够拉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语言文化上有一定程度的蒙古化，在战斗力方面上能够得到蒙古骑兵的敬佩，那么他们几乎可以肯定会得到元史称之为世侯的待遇，得到大片的封建领地。他们的地位比金人的封建九公要好得多。九公虽然有封建的爵位，但是他们在很多方面还仍然是朝廷的大臣，可以说是一种半封建半专制的体制；而蒙古人的世侯体制就基本上是一种准封建体制了。
蒙古人统治下的东亚，从木华黎开始，就是各种多重封建关系的一个巨大的镶嵌结构，像七巧板一样镶嵌在一起。比较大的封地可以达到鲜卑帝国时期天平节度使或者卢龙节度使那样的规模，整个就是一个节度使辖区。比较小的封地可能就只有几县。大的封地可能会得到大汗本人的青睐，因为英勇作战，被蒙哥汗或者他的某一个王子看中，它的宗藩关系就是直接针对着窝阔台家族、拖雷家族的某一个支系。比较小的土豪，只有几县甚至更小的地方的土豪，他就有多种不同的依附方式。他可能依附一个比较大的封臣，像是张氏家族或者汪氏家族这样的大封臣，做他手下的一个小封臣，也可以直接依附于某一个蒙古贵族或者蒙古贵族的某一个代理人，把自己的封地献给他，从而取得比如说蒙古某一个后妃或者是后妃派来的某一个维吾尔商人的特殊保护，向他们供奉一些比如说是丝绸产品之类的，就免于正式的赋税和地方官府的管辖了。
还有在耶律楚材这种家臣的坚持之下模仿金国体系而残留下来的编户齐民体制。这些地方，在金国统治的核心地区 — — 也就是蒙古人原本打算作为河南王的封地封给金国的那些地方是特别多的，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省的地方。虽然也有封建领地，但是编户齐民的富裕土地是特别多的。在今天的山西境内，编户齐民的土地是很少的，大多数都是封建领地。有些是依附于蒙古的二级封臣的领地，有些是蒙古贵族的代理人穿插进来的各种小片的、具有经济性质的特殊封地。在这些地方的手工业者，往往也有一片土地作为他自己的特殊保护地。因为蒙古人是特别重视工程师和将领的，具有特殊技能的将领在他们的村社和保护地上一般来说就会有比较高级的蒙古贵族做他们的保护人。
结果，在晋地就形成了一种层级差异很大、政治地位的高低差异也很大、无论从横向和纵向看都具有七巧板结构的封建镶嵌模式。这个模式，是在蒙古殖民者撤退时遍布东亚的大洪水时期，晋地的人口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的主要原因。编户齐民的土地，以及原先虽然不一定是编户齐民、但是被流寇和邪教的洪水扫过的那些地方，或者是被朱元璋和常遇春的军队用他们残忍的总体战方式扫过的地方，人口基本灭绝了。蒙古殖民统治时期对于晋国的重要意义就是，他们的种族结构基本上是在蒙古帝国统治时期形成的。也就是说，在王保保时期以后，晋国人口的延续性基本没有中断过。晋国和中国相比，它的人口延续性的时间就比较长。中国一般来说是六百年，晋国至少是八百年。中间这二百年的差异就是蒙古带来的。
蒙古时期的晋人，是在原先沙陀殖民者时期的各个内亚种族被宋人重新编户齐民化以后，然后在蒙古统治时期又加入的新的一拨内亚种族。这一次除了伊朗人以外，还有大批的阿兰人、高加索人、亚美尼亚人之类的。他们的通用语言，照马可波罗的记载，主要是波斯语。鲜卑人和沙陀人统治时期留下来的织锦产业、丝绸产业和葡萄酒产业，在蒙古统治时期仍然相当繁荣。但是，蒙古统治时期已经是内亚黄金时期的落日余晖了。我们要注意，蒙古作为历届内亚征服者的最后一届，它征服的土地面积看上去是比以前的内亚征服者都要更大，但从文化上讲，它代表了内亚黄金时代的谢幕。基本上所有的文明在它最繁荣昌盛的时期，在政治上都不是特别强大的，表现为希腊城邦和意大利城邦那种格局；然后只有在它自身的秩序生产已经接近衰弱的时候，才会形成像罗马帝国这样的结构。也就是说，你看到它在军事扩张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文明生命力已经是接近秋季了。
对于内亚来说的话，它的黄金时代无疑是五、六世纪。五、六世纪的内亚不容易引起历史学家的注目，因为它在政治和军事上像早期的希腊城邦和意大利城邦那样并不强大。以河中地带为核心，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国家的后裔，就是后来招待唐三藏、为唐太宗和唐玄宗提供军事、政治和财政服务的那些人的祖先。他们在鲜卑帝国的宫廷中发挥的作用，差不多也就像是意大利的商团在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的宫廷中、在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宫廷中发挥的那种特殊作用一样。他们的人数很少，但是你不能用人数来衡量他们的重要性。工部局的人数并不多，但它毫无疑问比整个江苏省和整个浙江省庞大的人口要重要得多。没有工部局，那么从北洋到蒋介石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没有办法维持。没有这些伊朗人的商团，那么整个唐代的财政和军事都会无法维持。
从五世纪到七世纪这个时代，才是内亚的黄金时代。穆斯林的萨曼王朝建立起来的时候，是内亚在政治上进入开明君主专制的时代，是它在政治上开始有规模的时代。但是实际上，对于内亚人来说，已经是伯里克利时代的结束和亚历山大时代的开始。等到突厥人的军事兄弟会和幕府制度普遍实施 — — 先在内亚实施、然后通过沙陀王朝普及到东亚 — — 的时代，就已经是内亚征服者的罗马时代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的创造力从文化逐步转移到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转型时代。幕府制度起源于内亚，后来走遍了大半个世界，像罗马军团一样的重要。等到蒙古人崛起，虽然它也继承了传统的突厥人和河中人商团的联盟形式，在蒙古时代体现为蒙古贵族武士和色目人穆斯林商团之间的结合，而且武力超过了前代，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相当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伟业跟伯里克利时代的关系了。论版图和政治上的声势，达到最高峰，但是从文化和文明的创造力的角度来讲，已经是在吃前代的老本了。
我们在前几次讲座中就讲过，晋蒙走廊和滇蜀缅走廊一样，是内亚垂到内亚和东南亚的两个乳房，它代表着内亚的最东部边区。历史上，它的生命力和种族一直都是从内亚方向来的。无论是在朱开沟文化和李家崖文化的时代，还是在赵武灵王和秦始皇的时代，还是在刘渊和石勒的时代，还是在魏孝文帝和唐太宗的时代，还是在王保保的时代，它的种族结构一直是，内亚人像是近代的英国人一样，从遥远的西方带着先进技术一波一波地输入晋国。这就是为什么，小小的一个晋国，有的时候它是庞大的中国的匹敌，像在李克用时代或者杨家将时代那样，有的时候小小的晋国可以变成全中国的征服者。在魏太武帝的时代或者在李世民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庞大的中国能够反向征服晋国的时代。这就像是，英国人和它为数不多的几只军舰占住了上海和香港，庞大的大清帝国根本惹不起它。如果说谁要征服谁，那必然是上海和香港的几千个英国人可以横行整个大清帝国，从来没有大清帝国的几十万大军能够打进上海和香港的道理。如果要有征服的话，那么必定是晋国征服中国。要么就是双方势均力敌，形成长期对弈的局面。
这个局面也是在蒙古帝国解体以后才颠倒过来。王保保的失败和朱元璋、常遇春对晋国的征服，是东亚第一次逆转了歧视链，第一次东亚征服了内亚的一角。以前，晋国一直是内亚的一个前哨基地，正如上海和香港是英国的前哨基地一样。他们得到内亚的强大武士团体和先进技术以后，要么就征服中国，建立像唐王朝或者像汴梁沙陀政权这样的征服王朝，要么就是在征服不了的时候，我像香港一样跟你庞大的大陆平起平坐，一向都是不成问题的。而蒙古解体以后，这个秩序输出的局面才在历史上第一次颠倒过来。当然，这并不是晋国本身的问题。可以说，英国人为什么会撤出上海和香港呢？那当然是因为，不仅在上海和香港这些远东地方，同样在新加坡和桑给巴尔，在马耳他，在全世界，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都在退潮。蒙古帝国的没落是内亚秩序退潮的整个趋势的一部分，而晋国的衰落是蒙古殖民主义和内亚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个波澜。
对于远东来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跟内亚征服是同义词。开启东亚历史的殷人、商人和秦人，都是内亚人不同的分支。在驾着马车、骑着战马、有先进交通工具的内亚人出现在东亚以前，东亚大部分是从南方来的印度-马来人，是百越人和与它有亲属关系的人，他们是坐独木舟的人。可以说，内亚人代表着开启文明时代的一次技术革命。但是到了近代，到了蒙古帝国的时代，尽管蒙古帝国是内亚文明的落日余晖和回光返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地中海的大帆船传输到印度洋，在技术上讲实际上已经比蒙古人所依赖的战马更先进了。在鲜卑人李世民的时代，他们还是最先进的，南洋和地中海那些简陋的船只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这时十字军战争已经过去，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航海技术已经超过了陆地骑士骑马和造车的技术。穆斯林商人把地中海的技术搬到印度洋，实际上印度洋和南洋的航海技术已经超过了中亚商人 — — 虽然中亚商人有很多也是穆斯林，当然还有基督徒和拜火教徒 — — 运用马车的技术。中亚商人依靠蒙古人的政治保护，暂时还能够在卡法和布达佩斯跟热那亚商人接触，开启了内亚交通线的回光返照时代。然后随着蒙古人的没落和帖木儿帝国的兴起，内亚交通线彻底破碎。即使再有像成吉思汗的人物来打通这个交通线，他们在技术上的落伍已经无可救药，这条交通线已经不可能再跟海上交通线竞争了，海路再次取代陆路。
我们要注意，人类文明的起点，海路就是优于陆路的。那时人类只能在陆路上用两只脚走，而在海路上你至少有独木舟可以用。在这个时代，印度-马来人种扬帆东下，开辟了爪哇，开辟了吴越，开辟了台湾、日本和太平洋各岛。他们的余波在今天中国河南洛阳一带的沼泽地上 — — 那里是离文明中心最远的地方，也建立了一些简陋的定居点。然后赫梯人和巴比伦人的技术革命沿着内亚交通线传到东方以后，产生了殷人、周人和秦人的新式文明。这些文明把印度-马来人建立起来的诸邦国不断地向南方排挤，把他们赶进了山里，赶到了海岛上。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的大多数王朝和统治者，都是某一拨或者某几拨内亚人的后代。现在在蒙古时期，双方的秩序再一次颠倒过来。陆路取代海路，造成了我们所知的三千年东亚文明；1400年以后，海路又要再次超过陆路，颠覆内亚征服者建立起来的最后几个帝国。
晋国作为内亚文明的最远、最东部的边区，是这次变局最大的牺牲者。它直观地体现于朱元璋和常遇春的部队击败了王保保，把晋国的大部分土地纳入了明国的编户齐民之下。朱元璋以他自己无产阶级的见识，认为晋人原来拥有的各种工艺和商业无非是使晋人跟远方的、他没有能力征服的内亚保持联系，只会危害他的国家安全，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铲平，因此他做出了比宋人铲平晋阳城和拜火教神庙更加出格的做法。宋人铲平晋阳城和拜火教神庙，可以说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压迫晋人，但是还没有压迫到普通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而朱元璋甚至连晋人自己种葡萄都不准。他对晋国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制造鱼鳞册，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土地都扁平化地纳入官僚管理体系。晋国在蒙古殖民时期曾经有过多层级的土地所有制度，蒙古的王公贵族，各种层次的藩镇和世侯，各种层次的投充户，各种宗教的寺庙，有多种不同的产权，被朱元璋一刀切地铲平，统统写进鱼鳞册，变成编户齐民。而且他还要指定这些农民只能种粮食，不能种葡萄或者其他的经济作物。
要知道，无论是在晋国还是在高昌，葡萄种植和粮食种植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水平。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种葡萄、喝葡萄酒的人很有钱，而且还经常有洋糖和洋货；种粮食的人就很穷困潦倒，而且经常受官府的压迫。当然，前一种人就像是英国人撤出上海和香港以后留在上海和香港的那些买办一样，在接管上海和香港的山东老干部看来，那就是殖民主义的余孽，实在是看你不顺眼，必欲除之而后快了。当然，你们在政治上的抵抗力比较强，在经济上又比较富裕，文化上又比他高明，那就是更加看你们不顺眼了。不把你们除掉，把所有人都变成愚蠢的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出身的猪皇帝在他的宝座上就会感到很不舒服。晋国在明朝统治和宋朝统治之下经历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倒退。今天的上海人和香港人回顾他们在英国人统治之下和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经历，自然就会很容易理解这是怎样一种过程。两相比较的话，明国又比宋国更加苛刻、更加残暴一些。
当然，晋人作为蛮族血统很重又精于经商的河中人的后代，当然不会是那种纯粹坐以待毙的人。他们在政治上无法反抗的时候，就用偷渡和走私的方式来反抗。晋人最大规模的出塞逃亡，就是发生在明国时代。今天在共产党的户口本上登记为蒙古人的很多人，甚至有可能是内蒙古居民的多数，实际上是在明国统治时期偷渡到蒙古可汗辖区的晋国难民。他们有很多是白莲教徒。白莲教其实原先也是中亚的宗教。同时，还有许多晋国商人在明国的统治区发挥不了，不得不跑到口外，在口外建立商号，利用蒙古人和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权的差异，把财产寄存在边界之外，同时自己进入明国境内，做食盐、粮食和各种走私生意。而明国最终发现它摆脱不了这些人，因为它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极其愚蠢的，连它自己的边镇口粮都不能顺利供应。最后它发现，尽管朱元璋设立了严厉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而为了解决它自己边镇的粮饷问题，它还是不得不跟原先被它打成走私贩的晋国商人发生一定的关系。从那些商人的手里面，它才能够买到便宜、充足、及时的货物。这样，又有很多晋国商人从这种有些是官方允许但是要受官方垄断机构监测的、更多的则是半走私和纯走私性质的贸易当中发财致富。当然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他们的传统。晋国作为内亚和东亚之间的边界地带，向来的做法就是，当东亚人或者中国人的统治势力前进的时候，就有一大拨人像他们在汉朝时代那样，要逃到阴山去，变成匈奴人或者楼烦人，以这种形式保全他们的财产和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明国的压迫只不过是促使他们启动原有的模式。
然后随着蒙古人的衰落和满洲人的兴起，晋国商人头脑灵活，看出满洲人比起正在衰落的蒙古贵族来说更适合充当他们新的保护人，因此他们投入了盛京的满洲政权，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政治投机：他们变成了内务府特许的御商。然后在满洲帝国入关以后，他们这次资助满洲人的行动收到了丰厚的政治报偿。满洲朝廷不仅把十八省的很多垄断贸易事业授予他们，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授予晋商以从事内亚、蒙古和俄罗斯贸易的特权。这个特权是以后三百年晋商发财致富的根本。可以说，这时的晋商尽管在明国的压迫之下受到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他们最根本的财物并不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所强调的那些有形的物质财富，而是他们的眼光和见识。他们知道谁在政治上会上升，所以在满洲人还很弱小的时候，就用宝贵的火药和物资去支援他们，从满洲人手里面买到了在当时看来还很不值钱的贸易特许权。这种做法就像是，有些很有眼光的日本商人在日本刚刚开港的时候，就到横滨去买下一些不值几个钱的农地一样，然后日本开港以后，横滨变成大都市，这些土地自然价格像火箭一样上升。
从明国的角度来看，晋国人当然都是汉奸。当年俺答汗率军攻打北京城、长驱直入的时候，是晋国商人带路。尽管正史羞于承认，但是一般来说，所谓的倭寇主要是吴越的商人，所谓的套寇主要是晋国的商人，蒙古的武士和日本的武士其实是他们自己拉来助战的。正如宋国的史家羞于承认，靖康耻、徽钦二帝的北狩其实主要不是女真人想要灭它，而是燕云十六州的豪强为了报复宋人在占领燕国时期对他们的虐待，以及希望他们的子弟获得更多的做官机会。编户齐民的郡县土地越多，他们做官的机会越多。如果女真人只是满足于燕云十六州和草原领地的话，那他们就只能在燕云十六州这个小区间做官了。草原上的部落或者封建领地，他们是插不进手的。只有征服了宋国，他们才会有很多做官机会。而对于女真人、满洲人和内亚其他部落和商人来说的话，有没有汴梁城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主要是这批人诱惑甚至是强迫女真人出兵南下灭了宋国，而不像是《说岳全传》或者宋国的民间艺人说的那样，女真人本身就是狼子野心，很想贪恋南方的花花江山。
其实对于大部分内亚人来说的话，南方的费拉顺民眼里面的所谓花花江山，在他们眼中看来是一片充满了传染病和垃圾堆的贫民窟。英国人从大吉岭和苏格兰高地的避暑胜地看待印度就是这样的，他们也不是很愿意征服印度的。是印度的辅助部队很希望利用英国人的势力替他们消灭他们在印度的敌人，才勉勉强强地保护了印度。但是即使在征服印度以后，他们仍然是要喝威士忌、要喝白兰地、要吃火腿牛的欧洲人，受不了印度的饮食和气候，而且尤其受不了印度密集的人口、大量的霍乱传染病和没完没了、连绵不绝的贫民区。成吉思汗那种想要把中原清空、统统变成牧场的感觉，也是英国人对印度的感觉。但他们不能这么做，没有办法，只有找几个人少的地方，例如像大吉岭以及最近贵国跟不丹和印度发生冲突的那些地方，那就是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人口稀少的高地。在那些高地上，他们才能够找回自己在苏格兰高原或者是在约克郡的感觉。要他们下山到人口稠密的孟加拉去跟那些浑身发着恶臭的费拉居民住在一起，他们实在是没法忍受。而费拉顺民还以为孟加拉就是印度的苏州，是印度最繁荣的地方，你们这些中亚的鞑子或者海上的鞑子一定是羡慕我们孟加拉加尔各答的花花江山，才来侵略我们加尔各答的。其实呢，加尔各答无论在莫卧儿的蒙古人察合台的眼里还是在海上的英国人眼里，都是个充满传染病和贫民窟的可怕地方。他们要是完全为自己做主的话，他们其实是不愿意来的。主要是拗不过带路党，他们才勉勉强强来的。来了以后，很多人都会感到后悔的。
从明国的角度来讲，俺答汗那批人围攻北京和满洲人入关，很大程度上是这拨汉奸撺掇出来的。他们痛恨这些汉奸，甚至超过痛恨那些蛮族，这也是有相当的理由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没有他们自己愚蠢的社会主义政策和贸易封锁政策的话，晋国人的撺掇其实也不会发挥什么作用。俺答汗之所以愿意得到一个套寇的名声，跟着晋国走私贸易的商人南下，也是因为明国在杨继盛这些皇汉愤青的怂恿之下下令闭关绝贡，停止贸易。这样做会让晋国商人破产的，所以他们第一个不答应。而蒙古的贵族因为他们自己经常是从晋国商人发的财当中抽头的，所以也间接地感到不满意，但是他们不满意的程度是赶不上晋国商人的。明国政府在朱纨这些大臣的怂恿之下在吴越沿海推行海禁政策，造成的格局也是这样的。日本人有一点点不满意，但是最不满意的、眼看就要倾家荡产的是汪直、徐海这些吴越商人。所以，倭寇主要是他们，日本人倒是半心半意，只扮演第二流角色。这跟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搞海禁使吴越商人破产，日本人只是吃亏。用倭寇的方式武装走私，是吴越商人发大财，日本人也可以分一点红。晋国商人与蒙古贵族的关系，也就是跟吴越商人与日本武士的关系是一模一样的。
满洲人入关的时候，情况同样如此。满洲人在皇太极手中其实是不愿意入关的，只想搞澶渊之盟。多尔衮入关其实也是带有实验性的，走两步看两步。最积极地嚷嚷着要入关的是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洪承畴这些降官。他们在盛京只能当个顾问，一旦入了关的话，总督巡抚可以随便当，贪污腐化，按照明国那一套，立马就可以发大财。盛京那个小地方贪不了多少钱，还有满洲人和蒙古人在旁边监视着他们。能够做大官发大财，是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满洲贵族的利益。而满洲贵族还多多少少有点犹豫。而且，比较有政治远见的人，包括皇太极这样的人，都害怕他们入关以后也像金章宗一样渐渐腐化、费拉化，渐渐变成不是满洲人。第二拨就是晋人。晋人当然是可以看到，满洲人一旦变成了内亚霸主，作为供应火药的酬报而送给他们的贸易权可以给他们带来几百年吃著不尽的发达财政机会。这一点他们也是完全料中了。
晋人在圣彼得堡卖茶叶的商号，一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才被暴民抢劫一空。直到那时，他们的钱还是要比普通的俄罗斯人多得多。这就是满洲人和俄罗斯人在恰克图和其他地方长期通商的结果。长期通商表面上是满洲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事情，但是真正发财致富的是俄罗斯帝国的布哈拉商人和满洲帝国的晋国商人。同时，满洲帝国征服东亚和东南亚，对各邦的政治意义是不一样的。在有些地方，它是赶走了流寇，救民于水火；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例如在闽粤和南粤，它就是把原先的本地人的商团跟东南亚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做得很好的生意给掐断了，把它们交到晋国人手里面。所以，从闽粤和南粤的角度来讲，满洲人无疑是万恶的敌人。今天搞迁海，明天搞断绝贸易，本来原先在郑之龙、刘香那个时代发的财，现在全都被搞破产了。原先的茶叶贸易，闽粤是茶叶的重要产区，是本地的商团卖到巴达维亚去、然后再卖到欧洲去的。满洲人一来，就把这个特权也交给了晋国商人。但是对于闽粤本地人来说显然是很不方便。闽粤本来就是靠海的地方，而且闽粤人在种族上讲也跟马来半岛和东印度群岛的马来人是一致的，他们自古以来就是长期搞贸易的，非常方便。而这一下，必须把他们的贸易特权让给千里之外的晋国人。他们生产出茶叶来，不能就近卖到巴达维亚和马尼拉去，反而必须交给千里迢迢跑过来的晋国商人，然后由晋国商人运到大同去，然后运到库伦和恰克图去，卖给俄国人和穆斯林。对于他们来说这当然是绝对吃亏的事情，虽然对于晋人和满洲人来说是绝对占便宜的事情。
晋国人在满洲帝国统治时期依靠皇商的地位度过了一段小康的日子。但是在这个小康的时间段内，海商的贸易和海军势力越来越强大。最终，半内亚的俄罗斯帝国和基本上是内亚帝国的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满洲帝国一个接着一个倒在西洋人的铁蹄之下了，船坚炮利的西洋人和他们的海路不可阻挡。随着五口通商的开启，闽粤商人和南粤商人又感到得意了。他们过去跟荷兰人、马来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关系，现在又通过英国人、法国人和日本人得到恢复。然而，晋国商人的地位从此就日薄西山了。英国人依靠武力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满洲人无法再继续坚持他们的内亚垄断贸易体制。而作为他们主要合伙人的晋国商人，势力也就一落千丈。这个一落千丈就体现在，李鸿章时代，晋国出现了以前只是经常出现在中国的大饥荒。大饥荒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在大饥荒出现以前，必然会有你们原有的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高度退化的现象。只有社会结构退化到扁平化的状态，发生大饥荒才会死人。如果你还有立体的社会结构的话，那你是根本不可能发生大饥荒的。所以社会结构的扁平化是一个转折点，预示着你的子孙后代在秩序海拔上将会大大降低，将会面临着大饥荒，但是你自己还不会。等真的发生大饥荒的时候，其实为时都已经太晚了。
这时的晋国人将会和他们的所有内亚兄弟国家以及东北亚的满洲人一样，必须重新思考，他们在海洋为王、百越各民族兴旺发达的时代，怎样重新调整自己的地位。如果调整不好，那么就会像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征服、也曾经给他们带来巨大灾害的中国人一样，沦为菜人和两脚羊。李鸿章时代的饥荒已经预示了，他们将来很有可能落到这样的下场。这时他们的精英阶级发现，只有日本的明治维新可以给他们提供适当的样板。显然，内亚各国，过去曾经是晋国主要技术和财富输入者的布哈拉人和撒马尔罕人，这时都已经不行了，离他们最近的、还能够维持近代国家门面的东方人也就是只有日本人了。因此，随着满洲帝国的衰亡，晋人的精英阶级纷纷前往日本留学。就是他们，产生了阎锡山和他的新晋人。他们在日本，正好赶上了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泛亚主义者开启的新一波远东民族发明的浪潮。这个浪潮是西亚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已经领会过的，但是对于远东来说，还要到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才广泛地开启。东京可以说是东亚、东南亚各民族民族发明家的一个大本营。暹罗、越南、台湾、马来、印尼的发明家都是在东京学到了他们的第一批民族发明学知识，从而建立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东南亚各国。
阎锡山他们在东京主要学到的，就是日本人后来在朝鲜和台湾推行的那种通过军国民主义重建地方自治体制的方式。这种体制，其实就是明治维新时期长州藩在它自己的本藩已经实行过很长时期、然后又通过明治维新在日本全国推行的制度。旧式的武士在改组为新军的过程中间服过兵役，通过服兵役的过程当中，接受了西洋文化和西洋的军事技术。然后他退休还乡以后又变成本地的小学教师，对本地的中小学学生实施军训。然后中小学学生在经过军训以后，毕业以后无论他当不当兵，都不同于旧式的儒家士绅，而是拥有一定新式知识的社区凝结核。然后围绕着这些人和他们组成的自卫队，社区就可以组织出来。后来二二八事件的时候之所以会有雄中事件或者诸如此类的事件，后来朝鲜战争的时候之所以会有韩国中学生武装起来抵抗共产国际侵略者的现象，就是因为在日本人创造的这种体制之下，地方的中学生和中学就是它的凝结核，取代了过去儒家社会的祠堂和宗族长老的地位。
一个中学生对于一个乡的农民来说，就是当地的最高级知识分子。当时的大学比现在还要少得多。一般来说，中学生就是当地最有学问的人。他在中学里面不仅学到了数理化的知识，而且还学到了动员和军事训练的知识。所以他中学毕业以后，对本地的治安和公共事务必定是有发言权的。需要使用武力的时候，组织自卫队的必然就是中学生。中学生就是天然的预备役军官。围绕着中学生，民兵就会组织起来。国民党军队开始杀台湾本土人的时候，当然就是雄中的中学生组织起来，作为当地自卫队的核心。他们拒守中学，用日本人教给他们的军事技术，居然一度把国民党的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韩国那些中学生也是台湾那些中学生的同类，他们是同一个日本老师教出来的。也就是他们，迎击中国和苏联训练出来的北朝鲜军队，大大推迟了北朝鲜军队南下的速度，给联合国军的登陆创造了条件。他们是韩国民族和台湾民族真正的种子。阎锡山在日本学到、带回晋国的，也就是这种体制。
当然，满洲帝国晚期的开明政策为他发明晋国民族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本来驻扎在晋国的旧军主要是满洲的八旗军以及后来的绿营军之类的，当时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阎锡山用他学到的日本军事知识，向满洲人派来的巡抚建议，我们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军事制度是不可少的一环，我们也要学习日本式的征兵制度。在晋国全境，所有体格健全的成年男子都要登记。其中，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建立新军的兵源。根据阎锡山自己早年的回忆录，他得意地说，辛亥独立战争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满洲人的巡抚听取了这个建议。在他执行这个建议以前，满洲帝国山西行省的军队有百分之八十不是本地人，是满洲人、蒙古人或者外省人。在这种情况下，晋国是不可能获得独立的。接受了他自己的建议、重新修改兵役制度以后，重建的山西新军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本地的子弟，这些人就是晋国本身的子弟兵。经过阎锡山训练以后，他们的认同指向晋国，而不是指向满洲帝国、中国或者外省。原有的旧军经过裁汰以后，只剩下百分之二十，而且随着新陈代谢，随着老兵的退役和退休人员的死亡，将来迟早要消失殆尽的。
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消失殆尽，就像是今天的台湾军队中间还有极少一部分跟马英九一样年龄的人是国民党从中国带去的，但是他们的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和大多数士兵已经是台湾本地人了。如果再过二十年的话，他们就会完全是台湾本地人了。假定如果现在台湾发生革命的话，那么残余的那一小部分中国难民出身的军官是根本斗不过占绝大多数的台湾本土军官的。阎锡山的情况也就是这样。他本来也是像今天的很多台湾爱国者一样，希望自然淘汰，等到马英九那一拨人死了以后，所有的军队都是我们本土人，那么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独立。但是政治形势比他原先的计划发展得更快，辛亥独立战争提前爆发了，旧军还没有被裁汰殆尽，于是斗争还不得不通过流血的方式来解决。满洲帝国巡抚依靠的旧军，最终还是被占绝大多数、而且接受过日本新式训练的新军解决了。在这个过程中间，满洲人的巡抚父子两人都为满洲帝国殉国。阎锡山很有骑士精神地表示，我们只是政见不同，他们愿意为满洲帝国而壮烈牺牲，说明他们还是英雄好汉，我们应该给他们体面的葬礼。这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是阎锡山很有土豪德性的表现。如果是换到共产党的话，必然会把失败的对手打成反革命分子，然后诛连他们的九族的。
在辛亥独立战争当中，晋国与内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大多数邦国一样，都赢得了事实上的独立。他们新建立起来的军绅政权，都是本地地主资产阶级和本地军官的联合政权。但是以后的政权能不能磨合得很好，就要看他们的政治德性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军官团的政治立场比士绅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更激进一些，因此随后就发生了拉美国家很常见的军事雅各宾主义政变。占少数的军官团声称自己代表人民，但是他们并不指望自己能够在任何一种选举中取胜，无论是在有产阶级的选举制还是在普选制度当中取胜。他们知道他们是激进的少数，因此他们必须推翻政治态度比较保守、但是比较有把握在选举中赢得多数的地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军事专制政权，然后通过自己的军事专制政权，实施加快历史进程的社会改革。在有些地方，比较保守的地主资产阶级又会反攻倒算成功，压制军方的势力，以国家在外交上受到损失为代价，减缓社会改革的速度。辛亥以后的二十年，东亚和东南亚普遍就是这种状态。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包括滇、黔、蜀这些刚刚独立的国家，都面临着激进军人和保守地主、保守资本家之间的冲突。
晋国可以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议会和都督府能够通力合作，通过地方自治的方式和军国民教育的方式，使文武双方能够合作，保守派和激进派能够不生事故，省议会和都督府能够和谐共济。这一点可以说是，不仅阎锡山本人，乃至晋国的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有较高的政治德性，比起蜀国和滇国来说显然是更胜一筹。这就是为什么阎锡山的政权能够连续稳定二十年的原因，而滇、黔、蜀等国都不断地发生军事政变。军事政变不仅仅是一个内政问题，而且会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会引起外来的干涉，会导致中国奥斯曼主义者利用激进主义或者保守主义一派的支持来颠覆他们的独立政权。而晋国政权之所以很难被外部颠覆，也是因为晋国内部的团结和协调做得比较好的缘故。当然，阎锡山本人是有一整套的政治思想的，这套政治思想和政治构架主要从根本上讲是从日本学来的，但是也增加了很多地方特色，就是他那一套晋国人都很熟悉的主张公道团、乡治主义、节俭经济学诸如此类的，都是晋国本土的老一辈土豪津津乐道的。在他们经历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以后，对阎锡山时代的地方自治和精打细算的财政保守主义感到格外的怀念。
内治上了轨道以后，外交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晋国的大多数邻邦都陷入没完没了的军事政变当中，而北京的独联体政权经常会出现企图重建东亚奥斯曼主义的野心家。但是直到共产国际干预东亚以前，他们都不敢打晋国的主意，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晋国的团结。袁世凯和曹锟在维护满洲帝国的最后一次战役中间曾经一度打进太原城，但是最后在土豪的抵制之下还是站不住脚，只得乖乖撤退，使退到大同的阎锡山能够成功复辟。他们在其他地方就没有遇上如此团结的土豪阶级，所以以后他们也就不再冒同样的风险了。同时，阎锡山在外交上也是灵活而谨慎的。只要不违反晋国本身的独立和晋国本身的利益，对于北京的政治家搞什么，他在面子上都是愿意支持的。例如，他跟蔡松坡将军的政治观点其实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他就没有像蔡松坡那样去打头阵，让滇国作为反对中国帝国主义复活的排头兵。你袁世凯要称帝吗，很好，只要你不来侵略我们晋国的领土，我愿意通电赞同你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不称帝吗，很好，我也愿意参加九省联盟或者其他什么联盟，扩大晋国的外交空间。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无论是邻邦也好，还是北京政权或者南京政权也好，你千万不要来侵略我们晋国本国的领土。我们晋国可以引用欧洲和日本的技术员和工程师，建立新的钢铁企业，利用晋国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发展我们本身的经济。只要你不来惹我，我也不来惹你。
这种政策一直执行到共产国际全面入侵东亚，通过冯玉祥和蒋介石两个代理人，使晋国本土的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这时，晋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推行得很成功的武装中立政策就不再适用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列强，特别是英国人，开始在远东推行撤退政策。撤退的结果就是留下了政治真空，留下的政治真空就被共产国际利用了。在蒋介石和冯玉祥咄咄逼人的压力之下，阎锡山不得不放弃他自己的中立政策，转而跟满洲国的张作霖结盟，形成一个东亚的保守主义联合阵线，抵制冯玉祥和蒋介石的侵略。但是，随着蒋介石军队的北伐成功以及满洲国部队的出关，最后满洲国内部的激进派通过张学良和阎宝航推翻了张作霖时代的老臣。老臣又对张学良政权联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策表示不满，又企图联合日本人发动政变，恢复满洲的传统政策。这样一来，原本在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在东亚政治平衡当中扮演了尼古拉二世这个神圣同盟式作用的张氏幕府和满洲政权变得自身难保，满洲自己就陷入了政治动荡当中，不可能再发挥俄罗斯帝国干涉中欧那种稳定器的作用了。这时，晋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当中。
阎锡山在无奈之中考虑，他的主要敌人应该是靠近蒙古的冯玉祥，冯玉祥有吞并晋国本土的野心和能力。如果他继续在苏联的支持之下从潼关东下，占领中国本部，从绥远东下，占领平津，那就会完全包围晋国，晋国就有被一口吞下的可能性。而蒋介石虽然也是苏联的另外一个傀儡，但是他的大本营既然是在南京，对于中国、平津或者晋国都是鞭长莫及。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认为，站在蒋介石一方至少比站在冯玉祥一方要好。然后他就利用他在东京留学的时候跟同盟会的要员发生过关系的事实，把自己重新发明为辛亥元老，把辛亥独立战争重新解释为国民党反满的战争。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加入国民党，变成国民党内部的一派势力，使蒋介石和冯玉祥不能够名正言顺地消灭他。同时他还可以利用蒋介石的力量来反对冯玉祥，填补张作霖撤退以后留下的真空地带。这样一来，蒋介石为了打击占据河南和安徽一带、对他威胁更大的冯玉祥，就觉得没有野心的阎锡山还是个比较好的盟友。于是在瓜分领地的时候，把非常重要的平津地区和天津海关交给了阎锡山，利用阎锡山来平衡冯玉祥的势力。
这样，从短期来看，晋国开疆拓土，取得了很大成就。天津海关的收入很大，使晋国变得更加富裕了。他挫败冯玉祥、拉拢蒋介石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从短期看的。但是从长远上来看，他终于背叛了他在执政初期的武装中立政策，把晋国拉进了东亚的国际纠纷当中，尤其是拉进了国民党的纠纷当中。以后，晋国无法再置身事外了。因为他利用了蒋介石的势力，结果在蒋介石发动对日战争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出兵援助蒋介石。早期的成功正是他后来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你处在他所在的地位，可能也很难有更好的选择。归根结底，晋国的地缘形势在内亚海洋称雄的时代，是内亚深入东亚的上海，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优越地带；但是在海洋称雄的时代，它就很难跟中国和内亚区别开来。在海洋称雄的时代，百越倒是重新发达起来了，而东亚和内亚都变成了贫困落后的地区。夹在东亚和内亚之间的晋国，地缘形势就变得非常不利了。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这种地缘退化的状态中间尽可能地延缓危机来临所做的不得已的经营，你也很难说当时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如果他在1928年拒绝了蒋介石，那就要同时面临蒋介石和冯玉祥的两面夹攻，这样的结局不一定会比他在蒋日战争爆发以后同时面临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面夹攻更好一些。从他的角度来讲，他替晋国多争取到了十年的小康时间。但是最终，整体大环境的恶化迫使他在1938年不得不面临他在1928年通过巧妙的外交手腕勉强推迟了的命运。
蒋介石对日本的战争，对于晋国而言，主要不是外交和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体制方面的。阎锡山跟蒋介石联盟对付冯玉祥造成的一个附带后果就是，国民党推行党化 — — 也就是列宁主义化的政治经济政策，止步于晋国国门之外。阎锡山名义上加入国民党，还在太原搞了一个政治分会，但是他国内的政策仍然是日本传统的军国民主义和地方自治。但是，全民抗战一开始，在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借口“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这句蒋介石的口头禅开进了晋国以后，这种局面就无法保全了。蒋介石强调“地不分南北”，当然也就是要摧毁诸夏联盟、独联体的中华民国原有的五族共和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诸夏和诸亚各邦仍然拥有实质的独立，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发动对日战争，并不是因为他能打赢日本。显然，三岁小孩都知道他不可能打赢日本。他真正想要侵略的是滇国、蜀国、晋国这些仗着旧独联体的联盟协议、不肯向他称臣的势力。利用抗日战争的名号，他就可以把中央军和共产军派到这些地方去，打破这些地方传统的独立。这样，虽然他打不赢日本人，但是他侵略这些邻邦却是绰绰有余了。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而阎锡山在1938年就落入了这个陷阱之中。既然是全民抗战，那就必须进行各阶级的总动员。既然是“地不分南北”，那么延安的军队和南京的军队要打着“援助晋国”的旗号进驻晋国，他也没有办法反对。结果就是，晋国境内进驻了大批的南京和重庆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与延安派来的八路军。晋军在这些军队当中只能占到三分之一的名额，等于是三分天下只剩下其一。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抗战的民众动员完全破坏了阎锡山苦心经营的地方自治体系。什么叫群众动员？就是苏联那一套，派政委来实行总体战。理论上讲他们是来搞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的，但是他们享有钦差大臣的权力。晋国全境被分为七个动员区，每一个区都要派一个政治委员。后来这个政治委员又被改为监督委员，但是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些监督委员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派来的，而且共产党占了多数 — — 因为在靠近内亚边界的北方，国民党的势力是不如共产党的，而共产党通过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获得了国民党的身份。而蒋介石痛恨阎锡山和龙云这样的势力，超过痛恨共产党。他在共产党长征或者西窜的过程当中，就是利用共产党来削平这些诸夏各邦的残余势力的。现在抗战爆发以后，他更加积极地推行这种政策，利用八路军作为中央军入境的借口。由蒋介石任命的七位政治委员，当中有五位是共产党。理论上讲他们只是搞战争宣传和民众动员的，但是他们根据国民党的五权宪法，享有监察权，也就是说他们有弹劾地方县长的权力。这就意味着，阎锡山时代过去的县长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就会不安于位。于是，不到两年时间，到1939年，晋国的一百零几个县当中就有七十多个县变成了共产党的。这些都是国民党批准的政治委员干下的好事。如果说晋军还能在对日战争时期的军队当中占到三分之一的份额的话，那么晋国的本土派官员连三分之一的份额都占不到，他们被压缩到不到五分之一的份额中，剩下的五分之四都被披着国民党皮的共产党员占据了。
你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定马英九卖台成功，变成了台湾的张学良，把台湾变成了一国两制下的一个特区，那么共产党会派什么人去呢？必然也就是监察委员。他们会说，一国两制，台湾人民继续享有民主自由，你们原先选出的市长和县长继续当权，但是我也可以给你们派一些政治委员来。这些政治委员必然会像当年蒋介石派出去的这些共产党员一样，是钦差大臣。你柯文哲不是很能拉票吗？你当选了台北市市长，但是你不要以为当上台北市市长就了不起了。我们派一个北台湾监察专员或者北台湾政治委员，驻在新北市而不是台北市，但是他同时可以弹劾新北市、台北市和基隆市的市长。请问，你柯文哲愿不愿意乖乖服从呢？如果你知趣的话，你就乖乖到上海来投靠我们，以后你还可以多当两届市长；如果你不乖的话，我们先弹劾你，你马上市长就当不成了。然后这样折腾几年，台湾的现市长不就都变成共产党能够接受的人了吗？然后一国两制还能剩下什么呢？蒋介石在1937年对付晋国的手段就是这一套。
阎锡山发现事情不对，就召开了秋林会议。秋林会议就相当于是克伦斯基在垂死挣扎的阶段在莫斯科召开的那一次国事会议。它包括地方上的县长、市长之类的，包括驻在晋国境内的军队将官，还包括晋国境内的主要社团、政党和宗教领袖。等于是一个晋国版的名流会议，比正规的议会和参议会的包容性更大，包容了一些本身没有议员身份、但是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的人。其实主要就是晋国旧势力和国民党、共产党代理人的联合会议。他在这次联合会议上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收敛一点，尊重晋国原有的自治体系。然后在共产党的史书当中，这件事情就被描绘成为阎锡山的反动企图和阎锡山企图消灭新派势力的罪恶企图。但是实际上，如果阎锡山要消灭你们的话，他必然会关门开自己的小会，不会把你们大批共产党员，包括薄一波在内，都请来开会。结果是，阎锡山最后一次表现出了绅士风度，却把他自己不满的态度泄露给了共产党人。由于共产党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所以这次会议像克伦斯基的会议一样，达不成任何效果，却使共产党员提高了警惕性，知道了晋国的旧势力对他们很不满意，因此他们必须先下手为强。于是，当年十二月就发生了牺盟会的政变。牺盟会也是薄一波根据毛泽东他们的指令执行的。把派到晋国各级政府和军队机构中间的人动员起来，劫持晋军和晋国当局，把他们赶出去。
经过十二月事变以后，晋国一度三分之二的土地落到了共产党系统当中。但是阎锡山生根晋国二十年，有遗爱于地方父老，留下来的影响力不是这样粗暴的政变手段就能够推翻得了的。共军虽然利用他们的监察系统占据了绝大多数县长的职位，又派了大量的八路军来支持他们的势力，但是只要阎锡山从退隐当中复出，一声号召，号召晋国的父老团结起来，击退共产党的进攻，那么那些虽然没有苏联先进武器和国民党先进武器、但是深得地方父老信任的土豪和青年军，就纷纷团结在阎锡山的旗帜之下，向共产党发动反攻。尽管他们的武器和实力远远不如共产党，但是他们却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从共产党手里面把他们已经吃下来的桃子大部分重新夺了回去。毛泽东见势不妙，觉得现在还不是跟晋国彻底决裂的时期，于是就要求阎锡山谈判。阎锡山知道他自己的军队像中世纪末期的波兰一样没有出海口，处在极其不利的地位，不像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那样能够从蒙古和迪化的交通线获得新式苏联的武器，打久了以后对他不利，也就同意妥协。双方各自让了一步，于是重新划分了领地，共产党得到了一部分，阎锡山得到了一部分。当然，日本人占领了太原和几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于是，晋国的政治形势又重新恢复到三分天下的局面。
当然，共产党暂时让了一步，并不会就此罢休。它首先在它控制的、阎锡山同意给它留下的那些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晋察冀边区和晋绥边区，重新推行社会组合。社会组合主要就是把群众团结起来，对地主资产阶级施加压力，搞减租退押。这时它还没有搞没收土地和重分土地的改革，而是搞减租退押。减租退押的意义也就是违反过去的市场价格，把强制性的低价强加于业主。比如说，当地的市场价格，你一个月的房租应该是一千块钱，然后它就由政府出面，召集房东和房客，召开联席会议，然后政府的民兵和流氓无产者给房客撑一撑腰，强迫你把房租降低到五百块钱，然后你就不划算了。照你原先，比如说你花二百万买的房子，你需要有每个月一千块钱的房租才能在五年之内收回成本。一下子房租降低到五百块钱，你就需要十到十五年才能收回成本了。而十到十五年之后，房子又旧了，你的维修成本又很高。这样一来，你原先花二百万买的房子就不合算了。你会说，如果我早知道这个房子只能租五百块钱出去的话，当初我买房子的时候就只会出一百万的价钱。我愿意出两百万的价钱，就是因为我预期能够租到一千块钱。但是你这话不能说，说了以后就把你打成反动地主了。于是你没有办法，只有忍气吞声，首先接受了五百块钱的租价，然后你就卖房卖地。
按照共产党自己的统计材料，他们推行减租退押 — — 也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以后，有三分之二的地主和富农出售了他们自己的土地，逃走了。他们大多数都是逃到了日本统治区和阎锡山统治区，到城里面做城里人去了。于是，有一大批贫下中农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这些土地。然后接下来在1946年的土地改革当中，他们就变成了共产党打击的地主。而且这一次，共产党不再容许他们带着自己的财产离开共产党的统治区，而是把你留在原地，一直批斗致死，甚至让你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浮财。1946年的土地改革中这些被批斗的地主和富农，其实多半就是1940年的贫下中农。他们之所以能够买得起土地，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压低了土地价格，挤走了原来的地主富农。结果他们欢天喜地地没有做上几天地主，然后就遭到严刑拷打，交出根本不存在的财宝。请问，他们原先如果有财宝的话，他们还会在1940年是贫下中农吗？这就是你支持共产党的必然结果。你支持共产党挤走了原来的地主资本家以后，你在共产党手里面必然会遭到比原来的地主资本家更加残酷的待遇。
在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当中，三方面为了争夺地盘，都有一系列的冲突，但是日本人的军事素质比较强，实际上是晋军和共军都打不赢的。他们采取拔苗助长的方式推动晋国的经济建设，其实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例如，井陉煤矿就主要是日本和满洲国的资本和技术人员。从日本自己的角度来讲，其实这是一个拔苗助长的牺牲。满洲国的建设虽然有一定的成绩，毕竟是才只有十年时间。按照经济发展的正常顺序，可以说，满洲国至少要建设三十年以后才应该搞经济输出。但是日本人既然来到了晋国，他们就按照自己一贯的急脾气，希望能够在十年之内建设出一个新的晋国出来。于是，满洲国的资本家和日本的资本家就在政府的压力之下强制投资，建立井陉煤矿和其他的新式企业。这些投资实际上也是违反市场规律的，有点像法国对于摩洛哥的投资。摩洛哥的苏丹、贵族之类的，过去在中世纪还好，虽然收入不大，但是开支也不大；但是到了近代，他们有机会到巴黎花天酒地、有资格去蒙特卡洛的赌场以后，一个个都欠下一大笔债，其实是没有偿还能力的。但是法国政府害怕他们倒向德国人，万一德国皇帝威廉给他们一笔贷款，那么摩洛哥就不再是法国的保护国了。于是就半劝半强迫地要求巴黎的银行家筹一大笔钱来解救这些酋长和贵族的财政危机，以便确保摩洛哥的上层人士继续支持法国。当然，这些投资到了摩洛哥也搞了些经济建设。日本人在晋国和中国各地推行的经济建设也是这样的，其实是日本资本家自己剜肉补疮，用日本老百姓储蓄的血汗钱到这些其实没有多少利益可图的地方搞近代化投资。
八路军的主要工作就是，第一是打击所谓的伪军，也就是日本人培养起来的地方自治系统，他们的战斗力也就是地方民兵的战斗力。而真正的日本军队，一般来说八路军是不敢打的。所谓的百团大战和共产党讲述的大部分战绩，都是袭击民用设施。例如，他们袭击的特别多的是日本人搞起来的铁路和公路建设。日本人在晋国也是修了很多路的。晋国虽然原先有些路网，但是经过日本人的建设之后，路网密度也是大大增加的。还有像井陉煤矿这样的现代化企业。这些企业本质上讲是民用设施，只有资本家雇佣的一般性保安，所以打起来很容易。然后共产党打进煤矿以后，就把机器破坏了，然后放水来淹煤矿，造成了很大破坏。对路面这些地方，当然就是买几个地雷或去搞些破坏，那都是很简单的。它只需要像义和团一样，杀一些工程师或者半军事化、其实战斗力跟警察差不多的护路员就行了。然后，在它的记录当中，它就可以大肆吹嘘它取得了多少多少战绩什么什么的。在陈赓主持太岳分区的那几年之内，实际上他真正打死的伪军也就是这些自卫队保安队员，总共才几十个。而且，在打这些保安队的过程中，他还使用了后来共产党在孟良崮使用的卑鄙手段，就是把这些保安队员的家属统统抓起来，把他们的老婆孩子统统抓起来，在共军行将攻打的时候，让他们在附近山头上喊话，让这些保安队员不要开枪，开枪以后你们的老婆孩子就保不住了。
这些材料是我在共产党自己出版的、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宣扬革命伟绩的书中找到的，这本书的名字有点不对劲，它的名字叫做《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按说抗日战争时期还没有人民解放军这个名字，但是也无关紧要了，这是共产党自己出版的书。我建议大家赶紧去搜买这本书，因为自从我上次把陈赓先生在太岳军区的那些战绩拿出来发表在豆瓣网以后，那本书就从所有的图书馆里面消失了。当时大概是2012年左右。现在你到图书馆去借这本书就找不到了。我现在说出这句话以后，我估计我刚才提到的那本书又要很快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图书馆消失了。当然，这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他们这种人质战术，列宁早在1905年就已经使用过，1917年就已经使用过。毛泽东和张闻天早在三十年代，就在赣南和其他地方普遍使用这种做法。但是用共产党自身的材料来证明它自身的罪行，对于它来说也应该还是一个特别难堪的事情。
日本如果能够在晋国多留三十年，老实说，晋国可能就会建设得跟满洲国差不多，变成一个工业化地区了，但是它没有这三十年。日本投降以后，日本留下来的巨额资产和武器就变成共产党觊觎的对象。然后它违反停战协定，企图在几个月之内接管晋国全境的所有资源。而与此同时，阎锡山从晋兰北上，傅作义从绥远东进，也想抢在共产党之前，至少是首先开进太原城。这时，双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晋国跟共军的战争是远东冷战的第一枪，甚至比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在满洲的冲突来得更早。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晋国尽管名义上已经被国民党统治，但还是保留了一定的本土性，当地的土豪知道落入共产党手里面的下场，有足够的积极性来抢占资源；而满洲国的土豪已经被苏联占领军摧毁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夺之下表现得相当消极，他们是只有在共产党最终占领了满洲全境、全面推行土改、国有化和各种暴政之后，看到自己连老命都保不住的时候，才纷纷逃进山里，掀起了反恐战争的高潮。晋国尽管在大多数时候的政治组织是不如满洲国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它至少还有老领导阎锡山在，还有虽然受到了很大损失、但是毕竟占据了晋国三分之一领土的军事和政治机构，所以他们的反应比满洲国的土豪来得更积极；而满洲国的土豪就只剩下谢文东那些各自为战、分散作战的局面了。因此，晋国在反恐战争中间坚持到最后。一直到南京都已经陷落以后，太原都还没有陷落。
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虽然并不是真正的五百人，但是他们都是阎锡山培养出来的晋国土豪，而根本不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国民党的中央军一旦发现蒋介石没有能力统一中国以后，就自然而然地投降了毛泽东，变成了毛泽东统一中国的新一批武力。最后在南京陷落以后还能够坚持抵抗的力量，都是诸夏和诸亚各邦原有的土豪势力。只有他们离不开自己的乡土，也只有他们才会抵抗共产党抵抗到底。所以，共产党在晋国的土改和镇反特别彻底、特别残酷，也就是为了清除这些人的势力。经过减租减息以后，实际上如果只从经济上来讲的话，晋国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地主了。晋国这一批从经济意义上的地主，恰好就是毛泽东鼓励的劳动能手和新富农。他们曾经是毛泽东声称要依靠的贫下中农，然后利用旧地主出逃的机会买下了土地。打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其实都是无利可图的。之所以要做得特别狠毒，就是因为要断绝阎锡山留下来的土豪势力。这个目的主要是政治上而不是经济上的。因为土豪主要是社会关系多，而不一定是钱多，所以为了根除土豪势力，你就必须把斗地主的标准定得特别低。为了消灭他们，就必须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必须把自己培养起来的很多新富农和劳模也都划成地主。结果，为了清除一个阎锡山留下来的土豪，往往必须同时活活打死或者活埋几十个原先晋绥根据地自己培养起来的劳动能手。但是即使如此，毛泽东和薄一波还是心狠手辣地把这件事情做到了。
围攻太原的战役，可以说是东亚反恐战争中最悲壮的战役。本来华北共军是最不行的，在得到满洲共军和苏联武器的支持以后，用苏军围攻斯大林格勒的那种战术，用绝对优势的火炮把太原全城夷为平地了。蒋介石军队所据守的城市全都是不战而溃的；也只有土豪据守的太原城，才会拿出斯大林格勒这种背城借一的勇气，像德军据守斯大林格勒一样，每一寸土地都被共军夷平了。当然，毛泽东、薄一波还有我们都熟悉的少年恐怖分子胡耀邦进了城以后，搜杀晋国传统土豪的力度和彻底程度，也只有苏联军队在波兰搜捕波兰国家军和波兰地下天主教神父的彻底性可以相比。晋国经此摧毁以后，可以说是元气大伤。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之内，黄俄侵略者一直对晋国土豪深表忌惮，在各种经济政策当中都对晋国特别歧视。晋国的主要资源都被收为国有，而且在定价体系当中故意定了一个特别低的价格，就是生怕你稍微有一点钱以后又会复活起来。而晋国需要的各种物资都特别定高价。这就是一种软刀子杀人不见血的方式。而改革开放以后允许跟西方国家重新做买卖发达起来的地区又是百越和沿海地区。晋国因为靠近北京、同时拥有很多战略资源和军事基地的缘故，你本身的资源绝不允许你自己使用，始终保留在国家计划的经济体系之下，而军事统治那一部分当然是更不能动的。
因此，晋国在毛泽东那三十年是主要的迫害对象，在邓小平这三十年也没有捞到好处，可以说是诸夏和诸亚各邦中间受压迫最深重的一个邦国。跟晋国在历史上作为东亚文明乳房和内亚文明前哨的光荣和辉煌的地位，跟它在李世民的鲜卑帝国和忽必烈的蒙古帝国时期、甚至是在近世的满洲帝国时期享有的特权地位，也是极不相称的。这几个因素就决定了，晋国人民在将来必然是反抗中国侵略者和国际恐怖主义的主力军。他们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受到的屈辱和伤害却是最大的。对于他们来说，“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他们几代人切身体会的事实。他们失去了阎锡山以后遭遇的一切，已经充分地、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不可能相信，中国民主化或者联邦化以后，他们就能从中国人手里得到良好的待遇。历史已经教育他们：只有晋国自己的土豪，才能保护他们；只有晋国独立，才能够保护土豪的政治势力；只有晋国重新恢复跟日本的传统友谊，重新打通跟伊朗、蒙古和雅利安世界的交通线，晋国的繁荣和文明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
